三个月、四五万字记录大运河真实的模样

原标题：三个月 走访大运河

文/申晓飞

大运河躺在中学课本里，睡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现实中它究竟是怎般模样？又有几个人真的走近过这条文化血脉？

本文作者历时三个月走访大运河河北段，为您呈现了若干一线观感。

河北不过是大运河中的一段，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时光河流中的一截波光？从这条伟大运河的过去，我们签收了多少遗产？向它的未来，我们又该签出一张什么样的发货单呢？

“即使今日申遗成功，我们对大运河的研究，仍然远远不够，可以说是很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申晓飞最终强调。

本文作者申晓飞是《河北青年报》记者。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走访了大运河河北段，写下了四五万字的记录。

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几家媒体问他一些关于运河采访的经历。在他们的话中，申晓飞最感兴趣的一句是：申遗拯救了大运河。

先出去走走看

也就是进入秋季之后，和省文物局一个朋友无意间聊天时，听他提到，运河申遗是个重点工作了，而且，这份“重点”工作，早在2006其实就开始了——我听他打算讲一个七年前，或者七年以来的时间节点的故事，就有些兴趣不大。

说实话，吸引我注意的是“河”，而非“运河”——这和我年初“行路漳河”有关。漳河是我走的第一条河，走完之后，对“河”的题材，是蛮有兴趣了。

几天之后，我又找到他，希望得到更丰富的素材，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出去，走走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档是关于“运河申遗”的内容，有会议记录，有上级单位文件，还有遗产点简介。

“文件夹”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遗产点”——帮我梳理了一个报道地图，让我知道，自己走运河，在河北段，起点是哪儿，终点是哪儿。

意料之内，资料不少，但丰富而具有深度的学术性、观点性的内容没有。要想写好这组报道，依然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

我的第一站是沧州青县，坐车到沧州三个多小时，然后，再倒车去青县约一个小时。我记得我动身时是11月底，一早醒来，背上包，到长途汽车站坐车前往沧州。上车后昏昏欲睡，没看什么书，也忘记听了什么音乐，一切都很平淡，甚至没有令人怀念的天气——即使，这是我第一次到青县。

之前做的功课里，我知道青县有一座炮台，是运河畔非常有代表性的军事防御建筑。列为“A类”遗产点，是因为其是“大运河现存的唯一一处军事设施”。

大炮，唯一。

这是我感兴趣的。

我在车上想象着，轰轰炮声之下，它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

无疑，肯定有故事。

青县古炮台变了模样

我到沧州之后，并未直接转车前往青县，而是来到位于运河畔的清风楼——一座仿古建筑，同样也是“大运河申遗办”的办公地点，我在这里约了郑志利，一位大运河申遗办的工作人员。

郑志利在河北的文物系统小有名气，被誉为“四大科长”之一。他皮肤黝黑，中等个头，说话时轻柔有力，给人以信任感。我和他在办公室大约聊了一个小时，除了青县的一些内容之外，对大运河沧州段的文化遗存也有了大致掌握。

从他办公室出来，我直接前往青县。

虽然是第一次来青县，但对青县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青县好人”曾是2012年河北省公务员招录考试中《申论》的主材料。因此，当我来到青县，“道德典范”、“青县好人”的字样仿如城市的标识，随处可见。

按照约定，我找到青县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讲明采访意图，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比如推荐专家。对方的回答既在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我们也就这些材料，”她指了指我打印出来的几篇文章，“再多的，我们也没有。”

当晚，我住在青县，并努力寻找更多的资料，并决定明天去现场看一看。

晚饭后，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城市，想到如果再无更丰富的报道素材，能否成稿便是问题，心中不免惆怅失落。

第二天，我坐车前往距离青县县城约二十里外的人和镇，马厂炮台位于村子的南边。

我在村子里找到一位名叫姜振川的老人，他今年79岁，身体硬朗，且热情健谈。近几年，随着运河文化的升温，他也逐渐成了村里的名人，不管是专家还是记者，只要来这里，他总会作为向导。

我记得，他带着我穿过田野，走向炮台时，还时不时拨开地上的荒草，招手示意我过来看看——那个掩在土里的水泥柱上，刻着两个字：“文物”。

“文物”的坐标指的是一个肉眼难辨的大致范围，意思是，在历史上，这儿曾有座炮台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字并不代表着发现，而是已经永远消失。

他告诉我，马厂有很多座炮台，在他记事时，还有八座，如今，只剩下最大的一座，名为中央炮台。在官方的资料中，中央炮台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共三层，通高11米。底层土筑，高4米，直径120米；二层夯土结构，高3.5米，直径90米；上层三合土夯筑，高3.5米，直径30米。

炮台距离河东岸只有一里左右。在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事件在这里发生过，如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创办了被誉为北洋军阀鼻祖的定武军等。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马厂炮台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我们靠近这个圆形炮台时，姜振川也感到意外：“没想到变模样了。”随后我从当地宣传部门了解到，这里未来可能要进行旅游开发，有公司已经对其进行了简单修复，所以，模样的确有些变化。

我们围着炮台走，绕着台阶走上顶层，和想象中的一样，上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我只记得我们的一个对话。

“见过大炮吗？”

他笑了笑：“没。”

又马上补充一句：“小时候都没见过，这会儿更不可能了。”

沧州大码头“行舟”换汽车

在完成对青县马厂炮台的采访之后，我又回到沧州。沧州是因运河而起的一座城市，而在大运河一线，诞生了诸多大小城市，比如杭州、临清、扬州。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像沧州一样，被大运河贯穿南北。

和沧州的地方学者接触，无人否认，沧州的兴盛缘于运河的开通。

“沧州就是由于漕运兴盛，加上沧州显要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沿岸日渐兴起的大小货仓，奠定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雏形。”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说。

清代诗人刘梦曾对这座“大码头”做过如下描述：“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

昔日刘梦眼中的“喧哗”，在今时的运河畔，依然可以找到些许影踪。只是“行舟”换成了汽车，“漕运”不再“日夜飞”。因此，喧哗之中还隐匿了一分安静。

运河文化是开放的，但在沧州却含有一丝苍凉和悲壮。明末，因运河而诞生、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便是很好的佐证。

过去，南方而来的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所以，沧州地区一度曾流传的戏曲是弋阳腔和昆曲，梆子到了清代才有。船到了哪个码头，就在哪里演戏。沧州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因此，沧州人将武术和戏曲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武术戏”。

“武术戏”是在不同戏曲的伴奏下——有昆曲、梆子、丝弦、老调甚至京剧——加入故事情节的表演艺术。但它和戏曲中的“武戏”有着本质的区别：武戏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用的是真刀真枪；同样，武戏以表演为主，武术戏打的是武术的拳脚套路。

不过，武术戏现在已成为“活化石”了。何香久告诉我，他曾协同中央电视台拍摄武术戏，却以失败而终。

“我费尽辛苦找到艺人，却只见他们拿出尘封的行头。”我记得他当时激动的神情，“我连忙叫过摄影师，快拍下来，拍下他们（拍土的情形）。”

由于沧州在运河文化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沧州也是“要把运河文化做大，同时把运河文化精神挖出来，形成运河文化带。”沧州为此还到杭州、扬州等在运河文化的开发和利用上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考察。

考察归来的感触是，对于沿运河一线城市，运河文化遗存正在不断消失。

对此，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曾表示，如何保护大运河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和原真性，成为当下最大的挑战。一方面，这源于缺少国家层面行之有效的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协调机制。大运河作为航运水道，在管理机制上，一直由各地水运局或交通局分段管理，造成不能从整体上关注沿线运河文化的保护。而文物部门始终未主动介入对大运河的监控。此外，一些城市建设也对运河造成破坏。

困惑之余，沧州也找到了一个好样板——无锡。无锡被誉为既不破坏沿河街坊肌理和空间轮廓，还积极修复古民居，同时鼓励沿河人家创办旅游服务业。因此，有着“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之称。

东光县沉船运河到处有宝藏

我的第三站是东光县，依然没有离开沧州地区。而在来东光之前，去泊头做了简单停留，只是在那儿给清真寺拍了张照片，和附近一个武馆的武术家聊了会儿天。

我到东光，采访目的是一处堤坝。对于整个大运河而言，堤坝可谓是无处不见，然而，在南运河沧州段，只有位于东光县的谢家坝成为沧州段申遗的“亮点”。

我记得那是在1月初，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在东光县文保所所长李天峰的陪同下来到谢家坝。当时，他指着一个“U”形河道说：“这儿是运河上少见的大弯，在历史上可是‘久负盛名’——曾多次决口。”

“决口”历史止于谢家坝。

南运河设置了众多的弯道，以达到减缓纵坡降、降低河水流速、方便行船的目的。由于弯道能较好地阻碍水流，弯道处也成为防洪的重点。为了保护弯道河岸附近的村镇聚居区，弯道附近的河堤被不断加固加高，成为运河沿岸的附属防洪设施。

而谢家坝被誉为南运河弯道技术的典型代表。

随后我又了解到，之所以名为“谢家坝”，是因为它是由谢姓乡绅组织并出资修建的。这让谢家坝在功能之外，又多了几分传奇色彩。

民间传言，他从南方大量购买糯米，在合适的水势时机，快速筑坝。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柏木桩。

李天峰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语气中充满敬佩：“用糯米修筑堤坝？要知道，只有修长城或城墙时，才会用到这种方法。”

说白了，造价很高。

他还告诉我，在确定为申遗点之后，县里组织对谢家坝进行了修复工程：“当时我们用电钻打眼都感到很吃力，费劲儿，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坚固。”

这个纯粹由人力完成的惊叹工程，历史给它留下了清晰的数据——长235米，厚3.6米，高5米，总面积1175平方米。

然而，就在我完成采访，准备离开东光县时，又有意外收获。我和李天峰聊着自己收藏的爱好，在聊到磁州窑瓷器时，他说，东光也出过磁州窑：“就在运河河道里，沉船中发现的。”

“沉船？”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得承认，这是我在运河采访中，听到的最感兴趣的一个词。

随后，他给我详细讲述了“沉船”的发现过程，他说，当时有瓷器在河道暴露出来，被羊倌发现。河道内当时没有多少水，但雨季即将来临，考古挖掘还是要趁早。不过，由于河道的土质难以支脚架，致使发掘工作一度陷入困局。

在清理了几米之后，沉船很快被发现了。专家根据沉船的形状推测，船在沉底时，是经过翻滚后斜插在泥土里。同时，根据船身的特征，专家很快推断它为北宋时期。这艘沉船经过测量后，长为10米，宽3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摆渡船。

除出土了磁州窑瓷器，文物工作者还在土层中发现了一件黑釉碗以及秤砣。秤砣经鉴定后，为金代大定十六年铸。这个秤砣，也成为沧州地区的唯一发现。

最后，李天峰说：“运河到处是宝藏呢！”

邢台“老字号” 只剩记忆

东光的采访结束之后，我离开沧州，前往下一个城市——邢台。然而，邢台也不是我的目的地，我想去的是清河县。在沧州，我要去寻访一座码头。

对于运河来说，码头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只有油坊码头被列入大运河河北段遗产点——它是大运河河北段中仅存的一处砖砌码头。

我在当地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油坊镇。从县城到这里并不远——位于县城东南13公里处。找到也不难——运河在当地人尽皆知，且非常醒目，油坊镇就在运河畔。

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的进行，当地已经陆续找到了油坊码头上重要的六个码头遗址点，它们由北向南分别是：煤炭码头、百货果品码头、渡口码头、粮食码头、运盐码头等。六个码头的总长为933.8米，高10.2米。

这些码头全部用青砖垒砌，有红砖的地方是“后来加上的”。当地人告诉我，当运河停航之后，码头就完全弃用。红砖是村民们后来堵码头通道时修建的。

我在码头畔随心走访，在一家羊绒厂有了收获。

清河的羊绒产业在邢台地区颇有名气，从外面看，这家羊绒厂也并无特殊之处，它最大的不同处在院内，准确来说，是在那一两间废弃的厂房内。

这几间旧厂房和其他厂房相比，从外观上看就区别明显。“这些有典型的历史特点——清末？民国初年？”我问厂内员工，答案得到证实，清末。

厂里的老人说，这两间屋子是当年“盐店”的办公场所。

“盐店？”我不解。

“这是油坊码头上非常有名的一家老字号盐店，当地只此一家，叫益庆和。”他说。

老人还给我讲述了盐店的故事：兴盛时雇工50多人，组织严密。有大掌柜一人；下设采办部，负责驻天津订购食盐；押运部，负责货物装船后的运输任务；卸货部，负责组织装卸工卸船；库管，负责货物入库出库；分店掌柜，负责食盐的零售。除了这些办公人员，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盐巡，类似现在的保安。他们是全副武装，日夜巡逻。盐店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非，有记载说，盐店在1940年前后，曾遭到过三次抢劫，元气大伤。

我觉得“老字号”是个不错的话题，区别于我之前走访的运河城市，于是，我在清河重点寻找老字号。原本以为很难，真找起来，收获不小。我陆续找到协记烟铺、聚源砟炭行、同泰昌当铺、茂芳茶馆、普济堂药铺以及刘记洗澡堂等。若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如今荡然无存，只剩记忆。

我对大运河采访的最后一个行程是邯郸市大名县。

大名作为运河上一个城市，可以说是最早靠运河发展起来的。运河之前，大名这一区域是没有中心城市的，当时的邺城，也是小范围的区域中心。那么，这个时候谁发展得最快，谁就能占住中心城市这个位置。大名无疑抓住了这个时机。

在这座城市采访时，正值《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我趁机品尝了一下大名最为著名的“二五八”——二毛烧鸡、五百居香肠以及郭八火烧。

我在大名的采访就是在这样“悠闲”的状态下完成的。采访时，我记得当地人的一个可靠建议，抽空到河边走走：“在那变幻无常的水流间，你能感知到城市厚重而丰富的记忆。”

我想，这句话，对于运河畔城市，都一样。

本版摄影/谬济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