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不是等待事情变好

原标题：乐观不是等待事情变好

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图/CFP

——比尔·盖茨夫妇斯坦福毕业典礼演讲

本期话题：毕业演讲

编者按：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毕业典礼无疑是高校全年的重头戏。今天，我们放眼海外，看看大洋那头的世界名校都在毕业典礼上讲些什么。话题并不时尚，但还挺有味道。

恭喜你们，2014届毕业生！

斯坦福大学是我的家庭成员和微软员工们最喜欢的大学。这个校园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东西，但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最喜欢斯坦福大学的地方，那便是“乐观主义”。

乐观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情绪，它让每个人坚信创新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信念驱使我在1975年辍学（学生笑），并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而与日俱增。现在我们也比过往任何时候都乐观。所以今天我想谈谈：我们为什么需要乐观精神。

当我开始写微软的第一行代码时，我希望将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最大化。在当时，只有大企业可以购买电脑。

到了9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在同时造成了一个新的困境：只有富家子弟能得到计算机。技术正使不平等现象恶化，这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信念——科技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开始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我们给公共图书馆捐赠个人电脑，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1997年，我到南非访问，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市西南部的一个乡镇，我们给那里的社区中心捐赠了一批电脑和软件，但很快，我们发现，这里不是美国。

那里的人民生活在瓦楞铁皮棚，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大多数人没有穿鞋。

社区中心没有固定的稳定电源，靠一条连到大约200英尺外的中央柴油发电机的延长线，勉强维持电力供应。这并不是一台个人电脑就能解决的难题。

我不得不问自己，“创新能够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

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在严峻的情况下，乐观也可以推动创新，并催生新的工具，以消除痛苦。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到真正痛苦的人，你的乐观便不能帮助他们——你将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

多年来，我和我的太太都致力于了解贫困人士最迫切的需求。

现代社会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然而，如果你在美国街头问问人们，“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多数人会回答，“不，我的孩子未必会比我过得更好。”他们认为创新不能改善这个世界。

这些悲观论调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注重创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惊人的发明，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不会治愈疟疾，不会结束贫困，不会帮助贫困农民应付不断变化的气候。

乐观不是消极地期待事情变好，而是一种信念，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任何时候，乐观都能加速创新，避免或减轻痛苦。

我们需要同理心，它能引导我们的乐观，带我们走近贫穷和疾病，找到一个个充满创意的回答，给悲观主义者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当地时间2014年5月29日，马萨诸塞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人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图/CFP

当地时间2014年5月29日，马萨诸塞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人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图/CFP

哈佛的“最后一课”

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类的毕业生，身处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自然展露无遗。我们会以各自舍院为起点开始游行，排成一列纵队，穿过剑桥的街道，再“杀”回哈佛园(Harvard Yard)。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教授、学校管理者、“重量级”校友与嘉宾身着笨重的平绒长袍，头戴奇特、华丽的帽子或头饰，慢慢悠悠地绕着大家新生时代居住过的红砖楼招摇过市。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位于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通常，哈佛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是毕业纪念日(Class Day)演讲，一是毕业典礼演讲。这种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一些著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

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在前述两种演讲嘉宾的选择过程中，校方行政管理人员都做不了主，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

我毕业时，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克林顿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此乃南非科萨部落用语，意为：“我因你而成。”它是一种认为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观念，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克林顿当天所言的“社会”，指的就是我们的“国际社会”。他亦谈及我们如何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这位为许多日常生活运转提供科学技术的人，宣称“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指出“有些人的命比别人的命值得拯救”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作呕的”。这位受益于资本主义而“富可敌国”、“功成名就”的人，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以令我们世界里倾斜的“天平”趋于平衡。他并不只是进行一通简单的“救救穷人”式演说，而是一番极具说服力的阐释：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与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与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两位截然不同的人，两个判若两途的职业，两种大相径庭的个性，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在如此之多可供选择的话题里，他们都谈了对全人类的博爱；讲到借助我们的才智与能力，以巧妙、系统的方式服务于更大福祉的需要；提及我们应当跳出自我，超越个体成就的狭隘。

我认为，像哈佛、耶鲁、清华、北大、剑桥、牛津之类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

（来源：微信号“21世纪教育研究”，作者为哈佛大学毕业生王可，文章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