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茨勋爵：为和平行走

8月26日，贝茨勋爵和夫人抵达枣庄，一起合影庆祝行程过半。

原标题：贝茨勋爵：从北京到杭州“为和平行走”

麦克·贝茨勋爵

54岁，英国上议院议员，终身贵族，曾任英国上议院副议长及副主席、英国保守党副主席，现任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

2009年，贝茨勋爵开始为和平徒步募捐活动，今年7月到10月，贝茨勋爵利用个人休假时间到中国以“为和平行走”的徒步募捐方式亲身参与中英文化交流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所募款项将用于支持具体公益项目。徒步活动将途经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五省市近1600公里，历时60余天。在徒步活动期间，他还将在沿途参观访问抗日战争遗址并开展文化交流和公益慈善活动。

为和平徒步到南京，为爱情徒步到杭州

新京报：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英国的上议院放假时间，多数议员都选择海边度假等休闲方式，你为何会选择徒步这么苦的方式？

贝茨勋爵：我一直关注和平，希望通过徒步募捐的方式引起人们对和平的关注，募捐来的善款使用到慈善事业中，我觉得这比到海边去度假更有意义，对社会是一种奉献，我不觉得这是苦。

新京报：此前你有过哪些徒步募捐的经历？这次为什么选择到中国来徒步？

贝茨勋爵：从2009年起我开始为和平徒步募捐，长距离的徒步有2011-2012年为“奥运休战”，从希腊奥林匹克村徒步4662公里，历时10个月走回伦敦；2013年为了帮助战乱中的叙比亚儿童，我从伦敦徒步828公里到北爱尔兰德里；2014年为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我从伦敦徒步1686公里到柏林。

今年选择到中国来徒步，是和我夫人雪琳商量好的，我的夫人雪琳是中国人，今年又是首届中英文化交流年，我和雪琳希望能通过慈善徒步这种特殊的方式庆贺中英两国日益成熟的友好关系。

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二战中，英国与中国是盟国，我们需要牢记昔日反法西斯联盟精神并时刻敲响警钟继续通力合作。

新京报：为这次中国徒步募捐，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贝茨勋爵：我没有做太多的准备，7月23日上议院开始休假，当天晚上，我和雪琳就坐飞机来中国。时间太紧了，如果要把行程走完，必须抓紧时间。中国外交部赞同我的计划，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支持我在中国的徒步活动。中国红十字会为我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帮助我设定每天的具体步行线路，食宿安排，我非常感谢他们。

新京报：今天你徒步到哪里了，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此次中国徒步的安排吗？选择北京、南京、杭州等城市，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贝茨勋爵：今天对我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我徒步到了枣庄，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台儿庄战役对中国是一场胜利的战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胜利，我徒步了808公里，徒步计划完成一半了，让我信心大增，我有信心走完全程。

我是7月27日从北京天坛出发，今天就整整一个月了。我计划途经河北、山东、江苏，最终抵达浙江杭州，全程1600公里，预计在10月4日走完。南京是我这次徒步的重点城市，一座见证1937年人类历史浩劫的城市，我想在南京悼念在战争中无辜牺牲的人。

我原计划走到南京就结束徒步，但是杭州是我夫人雪琳的家乡，我非常希望去看望她的母亲，所以最终把终点定在杭州。雪琳说，我是为了和平徒步到南京，为了爱情徒步到杭州。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完所有的路

新京报：在中国徒步募捐对你来说有哪些挑战？和以往的徒步有什么不同？

贝茨勋爵：我以往的徒步活动是在欧洲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上比较接近，行走很自由，路线行程由自己安排。而在中国，这些都需要改变。

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这里每天高达35-40摄氏度的高温，我已经是54岁做爷爷的人了，体重超标且不健硕，每天在这样的高温下户外行走约35公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在夫人的陪伴下，我能走完全程。我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克服所有的障碍。

新京报：每天的具体行程是怎样制定的？比如说你每天一般要徒步多长时间，几点出发，几点结束，吃饭、住宿问题怎么解决？

贝茨勋爵：每天的具体行程是由当地的红十字会来设计的。我计划每天徒步30-35公里。工作人员会对路线进行规划测量，然后把路线图给我。

我每天都要徒步10小时以上，一般是早上7点半左右出发，走2、3小时休息10分钟，晚上6点左右结束。我吃得很简单，我经常点干煸四季豆和蛋炒饭。我和雪琳的吃住都是自己买单的。

新京报：所有的路程你都是自己走完吗？

贝茨勋爵：其实大部分人对我到底走了多远并不感兴趣，但如果我在中间任何一段有欺骗或没有走到的话，别人会对我所有几年的徒步产生疑质，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有关诚信问题，我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完所有的路，如果我在其中弄虚作假，我就对不起我心中和平的信念，也对不起为我募捐的人。有人跟我说，你少走一点路，别人不会知道的。但我明白，上帝知道的。

第一天从北京出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当天安排35公里徒步路程，但启动仪式后，中午两点才从天坛出发，到晚上6点多才走了18公里，还有将近20公里没有走。有人就劝我，把这少走的20公里抹掉。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我拒绝了，搭车到事先定好的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又让车把我放在第一天晚上结束徒步的路口，开始行走。关于徒步一点也不能弄虚作假，志愿者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徒步让我接触到真实的中国

新京报：这次徒步，你对途经的地方有什么印象？

贝茨勋爵：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来到中国，但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次徒步经过一些小城镇，尤其是美丽的乡村，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符合我想象中的美丽中国。

中国的乡村非常美，人们热情好客、勤奋上进，我沿途停下来和种庄稼的人聊天，和放羊的人聊天，看到70多岁的老人还在劳作，我很感动。中国人很勤劳，所以发展很快。晚上我在城镇的广场上看到老人和小孩在跳广场舞，我总是停下来看他们，这是和谐社会的展现。

总之，通过徒步，我的收获特别多，这是我坐飞机、火车、开车接触不到的真实的中国。我每天都写徒步日记，并上传到“为和平行走”网站上，我想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新京报：和中国人在一起，沟通上有困难吗？遇到过文化上的碰撞吗？

贝茨勋爵：中国人热情好客，虽然语言上存在一定问题，但是通过翻译，沟通起来没有障碍。一位志愿者在我的背包上系上一个铃铛，说能保佑平安。还有一次，一位朴实的大妈坚持要给我整个团队的人买棒冰吃。

我们常会被途经地的村民们请到村子里避避暑、充充饥，很多人围着我要求合影，他们或许是把我看做一个大鼻子、白皮肤的“稀有动物”。有一位百岁老人告诉我，之前村子里从来没有来过白皮肤的外国人，我很骄傲我是到过村子里的第一个外国人。

当然也存在文化上的碰撞，中国人过于好客，有时让我不习惯。有一次和中国的官员在饭桌上一起吃饭，有人主动给我夹菜，我的天哪，上一次有人主动给我夹菜还是我四岁半时我妈妈给我夹菜的，我非常不适应，但知道在中国这是主人表示友好的方式，我只能硬着头皮吃完了。

善款将用于支持具体公益项目

新京报：目前募捐的情况怎么样？

贝茨勋爵：老实说，情况不太理想，我们制定的目标是通过这次徒步筹集50万人民币善款。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获得的善款才6万元左右，是总目标的10分之一多一点点。这比以往的募捐业绩差很多，去年从伦敦到柏林的徒步，共募捐了4万英镑，在行程过半时善款就超过2万英镑。很明显，这次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

新京报：募款情况不理想，你分析过原因吗？

贝茨勋爵：我也很为此事困惑，我和雪琳分析过，这可能和中国人的慈善理念有关。中国人并不吝啬，遇到重大灾难比如汶川地震、这次的天津港爆炸，很多人都积极捐钱。但中国人倾向于把善款捐给某个具体的项目，比如一次灾难中的人，希望小学项目等，而不习惯把善款捐给一个机构，捐给一个有点“虚”的和平概念。

新京报：募捐的钱打算做什么用途，在监管方面，是怎么做的？

贝茨勋爵：所有善款将用在我们选定的具体公益项目。比如说江苏徐州邳县的“希望之家”小儿麻痹症康复中心。在这里，我想澄清一点，为和平徒步活动的善款并不是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替我们接收善款，每周工作人员会和我核对一次善款。我的团队会对捐款进行监管，并选择几个公益项目把钱捐出去。

新京报：你对完成这次募捐的目标有信心吗？

贝茨勋爵：我相信募款能够完成。人们明白了我们的募款理念，是会参与进来的。我和雪琳都不建议捐赠大笔捐款，最好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和平和慈善募捐的活动中来，30、50、100的捐款涓涓小溪汇成河，会更有意义。

新京报：你是中国女婿，可以讲讲你和夫人是怎么相识的？夫人在此次行程中给你提供什么支持？

贝茨勋爵：我的夫人雪琳是一位非常能干、贤惠的中国女性，她在英国生活了20多年，是一位杰出的商业女性和慈善家。我和她是在2011年“为奥运休战”的徒步活动中认识的，并坠入爱河。她是和平慈善徒步基金会主席，为我徒步活动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无限支持，我和雪琳商定，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每年我都要进行一次为和平徒步募捐活动，让和平的理念被更多人接受。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