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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我愿做了一个古希腊的“犬儒”


来源:北京青年报

止庵:庄子、孔子、卡夫卡对我影响最大。近代以来的读书人,我最欣赏周作人,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从1906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止庵继续努力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像古希腊的“犬儒”一样,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

原标题:止庵:我愿做了一个古希腊的“犬儒”

止庵,本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曾担任医生、记者等,现为自由撰稿人,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专家、传记与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神奇的现实》、《樗下读庄》等。新书《惜别》于2014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答题者:止庵

出题者:刘雅麒

时间:2015年1月11日上午

地点:止庵家中

1

你的精神故乡是哪里?重庆还是北京?

止庵:重庆是我的祖籍,但我只去过两三次,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年,印象并不深刻。

对我而言,出生地北京才是我的故乡。我经历过北京这个城市五十多年来的变迁。童年时的北京城不大,在市里可以望见西山,现在高楼林立,遮挡了人们的视线,而且城市已经扩建到了西山边上。那时候北京人生活节奏不像现在这么快,甚至有些悠闲。房子之类的建筑谈不上多漂亮,平房不少都很破旧,胡同里是土路。夏季很热,每日下午四五点下一场大雨,整天全靠这场雨来消暑。现在外来人口多,在北京很难遇见一个真正的北京人。我还是比较怀念从前的北京:生活氛围很浓,也有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城市“味道”。

2

你去过很多地方,最吸引你的和最想定居的城市是——

止庵:适合旅游的城市和适合生活的城市是两个概念。在我眼中,小城市通常给人感觉很好,但只适合旅游,未必适合我们这种外人居住。比如法国卢瓦尔河谷的雪侬梭(Chenonceau)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可以不止一趟来玩,长期待下去也许就感到无聊了。大城市内容丰富,比较适合长期居住。在我,觉得布拉格、东京,都是比较理想的定居城市。东京干净、有序、便捷,那儿有不同类型的商业区,有许多旧书店、博物馆,生活在那里应该不觉单调。

3

你的生活态度是——

止庵:讲到生活态度,我不喜欢单方向的。所以觉得应该这样:不从众,也不标新立异;不趋时,也不墨守成规;不受惑,也不一意孤行。就像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定限度之内,人可以自由生活、随心所欲。

4

你认为读书人和现实之间有距离吗?

止庵:首先,读书人分两种,一种是只看书,不写东西;一种是既读书,也写些东西。我属于后者。我习惯也喜欢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先写文章,再出书,现在也出版了二十几本了。其实读书本身距离社会并不遥远,我们看书时对书中内容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书本本身,与我们的社会经历、人生体悟紧密相连。

读书也与思考关系密切,如果只读书不思考,那书算是白读了。在读书态度上,我认同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后人多留心“不求甚解”,却往往忽略了“每有会意”。书是作者对人、对世界体验感悟的结晶。“会意”就是要领会作者写书的意图,读一本好书若能会意便是穿越时空阻隔,与作者交了朋友。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破”就是读通了,读透了。读书要有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读完一本书之后只是认证一下前言说的话,那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了。

按照庄子的意思,不是是,不非非,不非是,不是非,而应在既有的是非观之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是非观。我在《远书》里说过:独立思考,独立于什么;思想自由,自由于什么,这一问题若不解决,则独立与自由都是空话。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是思想自由之大碍。思想自由存在于定论之外。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所以读书、思考、写作,应该是一以贯之。

5

谁的书对你影响最大?

止庵:庄子、孔子、卡夫卡对我影响最大。

我的人生观是《庄子》和《论语》建立起来的。我认真读《庄子》是在1986年。那时我27岁,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我觉得自己都这岁数了还没好好读过《庄子》,实在说不过去,就请了四个月的假,把当时能找到的《庄子》的十几个注本逐句对照着读了。读过庄子后,我改变很大,从一个愤世嫉俗者,转变成了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庄子哲学没有改变世界的想法,所做的只是要换一副眼光,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尺度。这是一种关于人的精神如何超越的哲学,《庄子》讲“吾丧我”,“吾”所丧的就是那个社会的“我”,“吾丧我”就是去“成心”,就是“无功”、“无名”、“无己”。

《庄子》讲的是关于一个人的哲学——这世界上只有“我”;《论语》讲的是关于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孔子讲“仁者爱人”,“仁”就是“二人”,是你把我当人,我也把你当人。《老子》讲的也是关于两个人的哲学,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看来,则是坏人。《孙子》、《韩非子》也是这种看法。

孔子讲的是求圣之道——“圣”无非就是高于人间的道德水准罢了;而《老子》、《孙子》、《韩非子》讲的是求胜之道,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所以不得不如此。孔子的形象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永远具有道德感召力;他的意义在此,但也仅限于此。且想象有一道斜坡,大家都往下走,忽然回头一看,高处有个背影,那就是孔子。这也就是孔子的楷模意义。《论语》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因为有了孔子,我们起码不至于太堕落。用前人的话说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但是他至少让漫漫长夜中有了一点光。

卡夫卡的作品写在一战之后,《变形记》、《地洞》等,都对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悲观。卡夫卡之后又发生了二战,那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许多事,都提醒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太过乐观。

6

你的生死观是——

止庵:追思故人,本来就是因情而异,无须一律;此亦如送行路上,或多走几里,或停下脚步,亦各尽情谊而已。这就像我在《惜别》中写的:“我们面对死者,有如坐在海滩上守望退潮,没有必要急急转身而去。假如有‘造物’的话,那么他的总的态度是要生者遗忘。大家劝我别陷在母亲死亡的阴影里,真要离开那阴影还不容易,时间自然会使我走出这一步。我只是希望慢点离开而已。”

(问:可有些人,即便是活着,也是没有存在感的。比如莫迪亚诺《夜巡》、《暗店街》的主人公,到头来都没有找寻到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原本就有两种看法:其一,它有可能清楚、明白,为我们所把握;其二,它根本就是不清楚、不明白的,我们无法把握,所谓清楚明白和把握都是假象。莫迪亚诺显然是持后一种看法。没有清晰答案的寻找结果和莫迪亚诺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但也可以说,莫迪亚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路寻找的过程,本身便证明了他们的存在。莫迪亚诺的“我”并非像普鲁斯特的主人公那样躺在那儿浮想联翩,“我”的追忆依托于自家的一番艰难行动,但是永远也抵达不了目的地。莫迪亚诺是行动的,更是盲动的普鲁斯特。

7

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止庵:加缪说的一句话深深地影响我一生:“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知道尽量多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是人生教义,也不一定都能给我启迪,仅仅是作为内容接受,长些知识就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加缪这句话的补充:“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于外界。”我们读一本书,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让自己多活一次。

8

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您最欣赏谁?

止庵: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往往是“学而优则仕”。那些大诗人,大词人,都是做官的,至少后来是做官的,有的还做了大官,譬如王维、欧阳修。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那些没做过官的,如姜夔、吴文英,或者仕途特别失意的,如贾岛、李贺。我觉得读书这件事,不管主动、被动,还是纯粹一点为好。常说“开卷有益”,我的理解是开卷本身就有益,此外未必非得有什么实际的益。陶渊明我也很佩服,但他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读书写作都在其次,这个我们学不来。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我最欣赏周作人,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从1906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这是他们分歧的起始之点——鲁迅1898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非常激动,这部只译了上半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掺杂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著作,因为可以立即拿来解释当时的现实,深深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好几代人。但周作人则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不少雨果作品,还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书中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要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都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加任何节制地过于倾向强势一方,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

9

作为研究周作人和张爱玲的专家,你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他们的创作生命会有什么改变吗?

止庵: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变吧。这两个人都是“固执己见”的人,他们一生的写作理念都是一以贯之的。周作人早年在《孤儿记》中提出关注弱者的思想,后来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在两性之间更关注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的命运,上世纪30年代曾公开声明“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使得周作人颇受鼓舞,认为“这奠定男女平等的基础,过去封建社会中的两性间的片面道德将由此而逐渐打破了”。

张爱玲难能可贵的是,在阶级论盛行的当时,她是一个非阶级论者,一直关心的是作为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立足之点是财产,即便财产到头来成了她的枷锁;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立足点是婚姻,只要她与范柳原正式结婚,不管范如何在外面潇洒,她都不计较,因为她是名正言顺的“范太太”;在《留情》中,淳于敦凤的立足点是与米先生相依为命,有没有爱情无所谓;在《色,戒》中,王佳芝的立足点是被爱的一点感觉,易先生在给王佳芝买戒指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易先生是爱她的,这就够了,哪怕她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赵珏感觉自己真实地活着,就是支点,即便活得不如意,就像小说中写的:“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10

读书人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吗?

止庵:承担是一定的,不过关键在于怎样承担。萨特认为要“介入”,而在我看来,“无为”也未必不是一种介入,因为思想是唯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思想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介入。我自己很想像古希腊的“犬儒”一样生活。“犬儒”这一流派是继承发展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学说,认为美德即抑制自己欲望的知识,能够自制即善,不能自制即恶,提倡“返归自然”,把名利视为身外之物。

从前钱玄同说:“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

11

你怎么看《开卷八分钟》停播一事?

止庵:《开卷八分钟》是一档好节目,尝试普及精英文化。但是大众传媒其实是不能讲读书这种小众的事的。假如是因为收视率的原因,那么最终停播,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12

你最看重朋友的哪些品质?

止庵:朋友一可以互相帮助,二可以互相交流。朋友之间至少有一两种兴趣爱好是相同的,所以可以谈得来,彼此惺惺相惜,有共鸣,相契合。朋友就是同路人,虽然走得有快有慢,但彼此的方向是一致的。

13

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止庵:喜欢看电影。不过这些年去电影院看得很少,主要是在家里看碟。最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我有二十多年没看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了。我还喜欢参观美术馆,尤其对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绘画感兴趣,曾经写过一本谈这方面绘画的小书,印了几版。去年去美国纽约、费城、华盛顿、波士顿看了不少画作的真迹,打算把我这本书修订一下。

14

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歌手?

止庵:最喜欢的是中世纪修女或修士的无伴奏歌唱,真是丝竹之声不如肉声。此外喜欢室内乐,尤其是四重奏,总觉得仅仅是演奏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观众不过是旁听而已。我认为旁听是最理想的一种接受方式,无论艺术,还是文学。独奏就未免强加于人,交响乐又多少有些造势。交响乐最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因为最黑暗。有两样儿不大投缘,一是狂气,一是甜味,此所以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都有一点保留。至于约翰·施特劳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轻浮浅薄,洋洋自得,则说得上是颇为反感了。歌手我喜欢王菲,此外还有邝美云、陈淑桦。

15

最欣赏的演员/编剧/导演?

止庵:最喜欢的导演是小津安二郎。最喜欢的编剧是与小津合作的野田高梧。最喜欢的演员是美国的薇诺娜·赖德。

采访手记

一说到读书人,脑海中浮现的形象多是自命清高,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而止庵却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不显丝毫文人傲气。这可能和他参透《庄子》、《论语》有关,他希望向庄子学一点“吾丧我”,向孔子学一点“仁者爱人”。

他家的客厅就像一座小型图书馆,古今中外的书都包罗在排排书架中。问他是否全都读过,他笑答,哪能全读,只读过一部分,但剩下的都是自己可能会读的书。就像陆机《文赋》中形容艺术构思时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读书让止庵可以“思接千载,神与物游”。他说自己的朋友不多,但都是志同道合之士,是真正爱读书之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与张悦然、止航相约花一年时间通读《契诃夫全集》,就如他27岁时用整整4个月时间专心读《庄子》。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止庵继续努力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像古希腊的“犬儒”一样,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

本版文/刘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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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薇]

标签:庄子 犬儒 庄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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