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薪酬到底有多高

农业类国企高管年薪垫底

与金融、地产、能源等相比，农业类国企高管的薪酬显得似乎平民化一些。来自《证券日报》的统计显示，按照证监会对行业的分类来排序，19个行业的年度报酬均值排行中，农业排在倒数第三位，排在其后的是教育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不过，教育类显示仅有一家上市公司，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则未显示相关数据，据此推断，两市所有行业里，农业上市公司高管的报酬乃是“垫底者”。16家农业类国企公司中，有12家公司董事长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报酬，其余4家公司的董事长并不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2013年度，这12家公司的董事长共领取报酬总额为315.59万元，平均每位董事长领取报酬金额约为26万元。

16家公司中，前三名董事报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仅有一家，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有6家，综合来看，16家国有控股的农业上市公司里，前三名董事报酬的平均值为61.52万元，前三名高管报酬的平均值为94.17万元。

钢企业绩欠佳拉低高管年薪

受累于近年来整个行业的不景气，钢铁企业高管们的“腰包”也相对逊色。这些钢铁企业，以宝钢集团辖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高管年薪最高。2013年，宝钢股份董事、总经理戴志浩在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为150.27万元，从股东单位获得的报酬为38.73万元，副总经理储双杰为178万元，另外还有宝钢股份董事诸骏生及副总经理李永祥、周建峰、王静在当年度的薪酬均为170.1万元，但前任董事长何文波的年薪未披露。

鞍钢集团和武钢集团的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更输于宝钢。鞍钢股份董事长张晓刚去年在股东单位获得的报酬为66.28万元，副董事长康复平、杨华分别为58.89万元和57.44万元；武钢股份披露的13位高管中，最高者邹继新报酬为59.17万元。

巨亏也拿高薪旱涝保收是常态

理论上，高管收入也应与企业业绩直接挂钩，不过从多家央企高管薪酬来看，高管们的薪酬无关业绩，不少企业巨亏之下高管年薪依然高企。

2013年，中海集运亏损超过26亿元，但其董事长李绍德拿到了79万元年薪。2012年的A股最贵CEO麦伯良，其所在的中集集团，2012年净利润同比大降47.46%，但麦伯良当年拿到的薪酬高达998万元，除此，另6位副总裁中有3位报酬超过350万元。中国远洋2011年至2012年亏损分别达104.5亿元、95.6亿元，董事长魏家福年薪分别达到120万元和60万元；该企业董事、监事、高管两个年度合计领取年薪分别为1547.05万元和1543.68万元。

目前已经退至新三板的长航油运，连续多年亏损数十亿，总经理李万锦依然享有50多万的薪酬。*ST大荒去年亏损上升至3.7亿元，但其总经理贺天元薪酬从上一年的2万元增至54.55亿元，涨幅极为可观。

股权、兼职等成为隐性福利

无论是同花顺还是wind的数据，央企上市公司高管中都不乏“零薪酬”者，即这些高管并不从上市公司中领取薪酬。2013年，*ST吉炭、南方航空、天地科技、恒天海龙、中海集运的总经理，均为零薪酬，但进一步查阅年报可发现，零薪酬的总经理，或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或从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不排除领取基本薪酬但不在年报中列示。

实际上，部分央企高管甚至职工被普通公众所艳羡的，并不仅仅在于其可见的薪酬，更在于那些“发钱愁找不到名目”的看不见的福利。2013年初，十家央企的审计曝出惊人“隐性福利”，从健身卡、购物卡、买保险到盖大楼,这些新名目、新花样令人大开眼界。被点名的，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逾1000万元违规用于职工住宅楼等；国电集团下属公司，超范围发放技术奖约1362万元；中国移动下辖的24家单位，通过应付福利费科目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近4亿元；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等两家单位在中国移动集团已统一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另行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职工尚且如此，高管的福利无论从规模还是隐蔽性，更胜一筹，如持有股票或身兼数职。据悉，不少央企负责人拥有大量上市公司股票，形成巨额隐性薪酬的一部分，如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截至2013年底，其持有中集集团股票达49.4万股，以中集集团最新股价14.35元计，持股市值708万元。

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2013年从上市公司领取年薪298万元。这一数字与麦伯良虽相差不少，但以持股计算，宋广菊的“身价”却远在麦伯良之上。年报显示，宋广菊持有保利地产1419万股，以该股最新收盘价5.66元计算，对应市值达到8031万元。此外，央企高管身兼数职现象普遍，比如集团的高管在二、三级企业以及该央企投资参股的其他企业任职，有的每年从兼职企业领取大量分红。文/本报记者齐雁冰

制图/巨琳

专家观点

央企高管薪酬应与同级公务员挂钩

对于央企薪酬中的诸多现象，财经评论人士叶檀称，超过77万元的人均薪酬，在大型企业主要高管眼里“不算啥”，他们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薪酬，而是通过种种福利，成为真正的高收入群体。

叶檀表示，一些央企高管转向仕途，追求政治目标。但央企高管绝对不能与公务员系统混为一谈，否则，央企怎么可能建立市场化的企业激励机制？还有一些央企高管获得资本市场的巨额奖励，薪酬不过是零花钱。原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兼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其2012年薪酬总计就达1100万元，此外，2007年，李华林等昆仑能源高管获得了8000万股管理层激励期权，而李个人即掌握2500万股期权，当时行权价格4.19港元/股。2012年期权到期时，公司股价最高升至17.32港元/股。

此外被卡住的职务消费，有可能转入地下。2013年5月14日，港澳资讯统计的数据显示，252家带“国有”背景的上市企业，2012年报中公开披露的业务招待费一项，总计65.25亿元。由于社会舆论以及反腐压力，2013年报披露，中国铁建等央企建筑工程巨头纷纷隐报这一数据。

叶檀认为，央企负责人薪酬多少合理，不是个定数，只要有利于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就是合理的。如果激励机制不建立，台面上的规定台底下被推翻，最终央企高管获得的总体财富，一定与其资源掌控能力相匹配。进行根本性改革，不以利润为目标的公益性央企，其高管薪酬、福利应该与相同级别的公务员挂钩，事实上，这样的央企高管并不是企业家，只是从政府剥离了一部分公共服务功能。

以利润为目标、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央企，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盈利规模、盈利质量相结合。股票期权的方式，可以防止奖励退潮时的“祼泳者”。一个有漏洞的激励机制，薪酬高低在高管眼里真不算什么大事。正确的激励机制是奖励该奖励的企业家。良币驱逐劣币，央企才不会恶化。

文/本报记者 齐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