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名人故居保护要借助市场和专业力量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慕启鹏

济南名人故居多处变身大杂院，现状堪忧；老舍故居变身纪念馆，成效显现，但成本过高，形式难以复制。名人故居保护能否与商业开发相辅相成？国外的经验是否有借鉴价值？

带着诸多问题，凤凰山东对话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慕启鹏。慕启鹏曾在德国学习生活十余年，取得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及其修复设计等。目前，他正与他的学生花费整个学期探讨城市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了不少国内外案例。

保护遇阻产权归属是最大问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显然，名人故居在此行列。虽如此，我国名人故居仍面临保护原则界定不清、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尤其缺乏对于“名人”、“名人故居”的法律界定，缺少相应的准入标准、申报程序、筛选机制……

“现在有很多名人故居散落在各处，有的未被发现。如果按照法律框架，跟历史有关系的建筑，应该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一旦被列入，就应该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处理。”慕启鹏说。

济南鞠思敏故居、陈冕状元府等多处名人故居目前由社会各阶层人士混居，房屋和院落破旧不堪。慕启鹏认为，该现象凸显了中国在故居保护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产权归属不清，导致名人故居成了大杂院。“所有人都是暂时居住者，没有人会投钱、花心思去保护，所以很少会看到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大杂院。”

慕启鹏介绍，国外不存在类似问题，因为名人故居都有明晰的产权，要么归个人，要么归协会或基金会。

以维也纳的施特劳斯故居为例，房子仍属于这个家族及其后人。业主会专门空出一个房间，以不影响居住者生活为前提，稍微收取门票供外来者参观。

“如果故居没有后人继承了，产权会归属于某一个基金会，比如在音乐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会有音乐方面的基金会进行相应资金支持保护。”

故居保护，要相信市场和专业的力量

今年11月爆出“蒋经国故居开麦当劳”，招致社会广泛的反对声音。人们担心此举会破坏故居的文物价值。对此，慕启鹏认为，理性的商业开发有助于故居的保护，因为房屋闲置就是一种破坏，而交给政府进行专门的维护，又面临资金、人力和精力等问题，不能保证保护的可持续性。

“交给商业开发一定会破坏吗？如果破坏掉了，要政府干嘛呢？“慕启鹏说，交由商业开发后，政府的职责是监管，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开发没有破坏建筑物。

在他看来，故居保护方面不能过于“迷信”政府，而政府也要改变“大包大揽”的思维，善用社会资源，“要相信专业，相信市场，政府起到中间监管作用即可，比如可以组织专家来对整个过程方案进行评估，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政府大市场’”。监管的同时，政府也应该就修缮费用进行部分出资，但参与力度要依据文物的保护等级而定，像故宫这样的保护项目，可全部交给国家去做，但一个很小的故居保护项目，如果也交给国家做，就是浪费市场资源。

慕启鹏认为公众应理性对待商业开发的保护模式，或许该模式让许多人不开心，但不能忽视实际问题：首先，如何确保故居能定期维护？其次，如何提高故居的知名度？

“如果靠政府投钱，用的就是老百姓的税金。而通过一个商业模式，让企业来做，可以在经营的同时顺便把保护管理做了。”

10年前慕启鹏去上海参观外滩18号，这个楼的产权卖给台湾的一个企业家，由其出钱进行保护修缮。“参观完我觉得太棒了，就问那个建筑师，整个改造翻修的费用是多少，他说1个亿。”慕启鹏惊讶极了，因为向国家文物局报一个保护项目方案，能申请到一栋楼300万或者500万就已经是巨款了。“100多栋楼5000千万和1栋楼1个亿，呈现出来的品质有可比性吗？”

那次参观后，慕启鹏更坚定了文物保护不应该由政府具体操作的主张。他建议，由政府来推动，从政策的制定上严格把控，确定红线，规范市场，然后剩下的交给市场，让专业人士来做。

“以旅游为目的的开发叫透支”

1986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济南赫然在列，与之同榜的还有上海、南昌、平遥、丽江、敦煌、日喀则等另外37座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的划定自然有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显然，济南之所以登上榜单，胜在它岁月悠长的历史价值。

然而提起现状，慕启鹏深感遗憾：“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不乐观，非常不乐观。越保护越小，不用说济南，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

提起济南新建的宽厚里，慕启鹏说：“那个提都不用提了，都不用从专业角度说，我就没听过一个人说它好的。”

济南被列入历史文化名城之后，所有相关的老建筑、老街区等就应该重视保护。但慕启鹏认为政府保护工作并没有做到位。“像宽厚里原来的老院，谁允许拆掉的？开发商有这么大的权力想拆就拆吗？最后谁批的？”

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所有人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保护的是一个房子，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慕启鹏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故居里面不允许住人，致使现在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全部变成诸如宽厚里、芙蓉街、南锣鼓巷、平江路、重庆磁器口等商业街区，“变成了一个迪斯尼乐园”。

“以旅游为目的的开发，不叫保护，也不叫开发，叫透支。”慕启鹏说，保护名人故居的目的并不是旅游，而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在这个地方住过，原有的生活气息应该保留，并借此形成社区文化，服务周边居民。

慕启鹏讲述在维也纳寻找施特劳斯故居的经历：“拿着地图到处找，下了地铁上汽车，最后在一个小楼里找到。进去之后在三楼的某一户，摁门铃，有人开门。里头非常精致，时不时地会有一些小的展览，变成了一种社区的文化。”

利用名人的声誉可以给社区提供一定的文化生活，比如搞个小型的音乐会，或者为某个画家搞个小型的画展，“最终还是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服务于旅游。”

针对大规模的老建筑保护，则应该借助商业力量。一些真正“高大上”的公司选择某个建筑是看中它的历史价值，跟其品牌价值有契合度，在保护修复过程会完全尊重原来的样子。例如上海荣毅仁的荣家大宅授权给普拉达使用。

“这样政府就不用出太多钱，只负责监督商家是否保持了老建筑的完整性，是否做了一些不必要的破坏改动。需要对外开放的，政府从中协调，单辟出一块固定的展示空间对外开放，既达到保护目的，也不用专人做卫生清理等日常工作，节省了政府开支。”慕启鹏说。

 解读齐鲁热点、呈现焦点事件、更多原创趣评，尽在官方微信凤观齐鲁。邀您扫码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