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传入中国史：刚传入时曾被认为可“还魂”

到了清代，入关后的前几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大清律例》中关于“控烟”做了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又紫禁城内大臣侍卫员吃烟者，派出看门护军查拿被获，除照例议罚外，照其官职加取一个月俸银给予拿获之护军。跟随人被获，除照例责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银给予。如护军校不行拿获，革去护军校，不准折赎，鞭一百，枷号两个月。护军不行拿获，鞭一百，枷五个月。闲散执事之人照例鞭一百。”清太祖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尤其限制进口，“以为非士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据《李朝仁祖实录》)康熙帝反对吸烟和种植烟草，主要是经战乱后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由于粮烟争地，所以官员、大臣主张限制种烟，以保证粮田。雍正皇帝虽其自己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以种植谷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反对种植烟草。而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乾隆元年冬(1736年)，其作《请定经制札子》云：“…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而禁之则甚易，限期示禁，凡种烟者，以其地入官，别给贫民耕种，罚及左右邻，有司失察者降调，则立可断矣……”太平天国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禁》记载：“犯吸黄烟者的枷责，以烟置枷上，荷之游街。”抽几口黄烟，轻则一顿棒打，还要夹上木枷，插上烟杆游街示众；如果没被打死，还想再来上那么几口，过一把烟瘾，便会被砍去首级，尸首分离。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致使“烟民”剧增，“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支烟以鸣得意。”故此，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民国禁烟遇阻，孔祥熙为保国家税收“暂停”

禁烟民国时期，为禁绝鸦片烟毒，政府曾做了些工作，禁毒取得一定成效。在禁毒的号召声中，又延及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国民之习性。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做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瓯，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1935年1月蒋介石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同年5月，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新生活运动纲要》，纲要附10条《新生活须知》，因其“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有“鸦片屏绝，纸烟勿吃”一语，一场波及全国诸省的禁吸纸烟活动，随着新生活运动开始了。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刚一成立，当即发布《通告》，声明“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并限定二日以后，摊贩不许贩卖香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甚至还有地方拘拿卷烟商贩，并将他们运输、销售的卷烟公开焚毁的事情发生。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由他召集财政、内政、实业三部，审议了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并报行政院批准，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财政部甚至于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至此，由“新生活运动”而起的一场禁止吸烟运动，在国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