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来涉案超千万村干部案共12起 总额达22亿

村干部联手贪污最高记录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的316套安置房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10名村官瓜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

在海南，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在内蒙，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办事处庙圪堵村村主任、村会计、和另外的村干部，在征用部分村集体土地时，共同隐瞒了432万元集体补偿款这一事实，骗取参会村民一致同意并通过他们事先制定好的分配方案，将432万元中200万留在村里，232万元分别进入村干部的腰包。

主持人：詹局长，我还是想知道，在反贪局查办的案件里，像这样，几个村干部一起联手贪污的，有多少？

詹复亮：当前，在涉农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中，系统化、区域化、群体化等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农村干部往往同有关政府部门、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等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犯罪，实践中查处一案、挖出一窝、带出一串的现象比较常见。比如，根据内蒙古、福建省检察机关统计，近年来查处的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的比例分别达70%和68.8%。实践中，典型个案多，比如广东省博罗县石坝镇山下村委党支部书记等6人虚构良种补贴的窝案，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某村民小组组长等5人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共同受贿的窝案等等。

主持人：如果我们来剖析这样几个村干部共同贪腐，您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詹复亮：为了保证涉农惠民资金安全，国家对涉农惠民资金的使用、管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监督机制。但在具体实施中，有的制度执行不严格、执行不到位，甚至流于形式，这是农村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易发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我手里有这样一组数据，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统计发现，“千万级村官”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中国约60万的行政村里有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小村官、大腐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土”换“金”，城镇化飞速发展为村民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很多贪腐的“村官”成为了“土地爷”。 基层社会要想良性运行，必须对权力有所制衡，监管决不能失之于宽，同时要发挥好自治组织自我监督、管理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让责权更明晰、衔接更配套、运转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