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副教授：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 很可能抑制消费

像修路一样修城会造成浪费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

新京报：城镇化会对消费有什么影响?

吴斌珍：城镇化是个一揽子的工程，修路、建学校、建医院，有非农就业才是城镇化，不是把一座城建起来了就叫城镇化，而是要人搬进去享受城市的生活。有工作，孩子能上学，生病有地方看，人们才可能选择在一个地方定居。

人群聚集以后就会有规模效应，就会有商场，集市，菜市场这样的地方。这个规模效应会导致消费增加。城镇化是系统性的工程，如果这一揽子都建好了，那肯定是能刺激消费的。

新京报：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扭曲或风险?

吴斌珍：这是不可避免的，城镇化不仅是把人搬过来，还需要就业机会。所以政府提倡城镇化是对的，但如果进行过多的人为建设，像修路一样去修城，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这些钱还不如贷款给私人企业，让他们投资项目，雇用更多人。

新京报：如何在合理范围内推行城镇化，才能有助于刺激消费?

吴斌珍：本身城镇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相对农村还是要好一些，人们还是愿意到城里去住。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制度约束(比如户籍制度约束)使得他们在城里住得不舒服，那么他们就会回农村。

目前，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放开，转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容易。但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离开农村，因为农村有地，变为城镇居民以后地的收益(包括可能的征地补偿)就没了。

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一边鼓励他们去城镇住，一边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这对促进城镇化有很大好处。

新京报：所以要顺应城镇自然发展和农民的意愿。

吴斌珍：是的。有城镇化苗头的话，政府就可以顺着推一把，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农村的权益把农民捆绑在农村里，要想办法解脱这种捆绑。有人说反哺农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哺方式，欢迎他们来城市居住，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

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

新京报：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为什么?

吴斌珍：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

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人为地压下价格，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不开低价药，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

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但其实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吴斌珍：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但见效并不快。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鼓励农民多养猪，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有价格管制)，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假如没有这个工具，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改进农产品管理。

Q：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改革比较关注哪方面?

A：我比较关注教育，教育改革比医疗改革还要糟糕。教育的数据公开的也不多，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较多，比如高考，就近入学划片等等，但这些政策都不是特别根本的改革。

Q：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应该是互联网信息产业，这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个行业。虽然是技术密集型，但技术也来自于人，不是靠机械的，它更取决于创新性想法(idea)。

Q：你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谁?

A：哈吉·柴堤(Raj Chetty)，他2013年刚拿了克拉克奖，是研究税收的，我现在也关注这一方面，中国的税收还是有很多问题，商品价格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差别很大，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

A：知识分子当然有社会责任，比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经济学，就是抱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或责任感，想为民众、为社会出一份微薄之力。社会上一直批判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但这句话只对少部分人成立。大部分学者都对自己有清楚的定位，不会在没有做研究的情况下就乱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