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拒用真名骂蒋介石：文章容易写上海就无法住了

鲁迅（资料图）

原标题：鲁迅拒用真名骂蒋介石：上海就无法住了

此时的鲁迅，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多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胡适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孙郁说。

不同的选择

北京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学生风潮此起彼伏，“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南下远走厦门，不久，转至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开始了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在那里，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高潮。也正是这些杂文，让后世的人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斗士，一个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旗手。

人文学者谢泳则不同意这种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认识。“严格说，鲁迅对中国左翼思想是有影响的，但作为一般的社会影响，在知识界，他没法和胡适相比。”谢泳说。那时候，鲁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当中的自由职业者，而胡适则是频频出入学界、政界的大学校长。

相比于鲁迅与权势的互不相容，胡适的所作所为则要入世得多。从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张“宪政国家”，无论是对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胡适似乎都没有放弃过改造的努力，尽管在现实当中，胡适的种种努力被左翼人士认为是与虎谋皮，甚至是在为虎作伥。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32年又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在这些杂志中大声呼吁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并主张宪政民主，反对一党独裁。

回头看来，胡适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鲁迅。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任意压制人权，胡适写道，“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文人’ ‘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但两人所走的路径不一样，鲁迅带有左翼倾向，并带有乌托邦色彩。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比较重视经验和事情的操作性。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谢泳评论说。

谁人能知身后事

1931年，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成员被捕杀，两年后，鲁迅写下了众所周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越来越压抑的现实，以及众多朋友的鲜血，也让鲁迅彻底走入与官方相对抗的途径。他成为“左联”的“盟主”，冀希望于“无产阶级文学”。

但没有多久，鲁迅就发现，在“左联”，自己的作用被过分放大。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让鲁迅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了，“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另外一些左联实际负责人的作风，也引发了他的深深的不满。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青年”所暴露出的当权之后就专横的行迹更令他警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说。

到了后来，鲁迅几乎与“左联”完全决裂。这个与当政者决裂，最后又与盟友决裂的人，始终还是对任何权力拥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个夏天之前的孤独当中。

毕竟是书生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势日渐颓废。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为国效力，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一大批中国社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胡适也不例外。在大敌当前之际，胡适终于选择了从议政转换到参政。1938年，胡适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此后，胡适在美奔波数年，游说于美国各个机构，动员美国支持中国抗日。1942年，胡适卸任，留美直至抗战胜利。

战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摆脱政坛约束的胡适再一次老调重谈。1947年，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中提到，“我深信这几百年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但此时国共两党激战正酣， 谁又会再去理会胡适之言呢。胡适的心愿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无所成。

研究了多年的鲁迅，孙郁更愿意将鲁迅和胡适相提并论，在他看来，“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

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化’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孙郁说。（据《中国新闻周刊》孙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