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调研城管与小贩问题 获信访局回信
2015年01月26日 17:28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大约在2014年10月,课题组完成报告后,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写了一封信,因为“研究地点是在长沙,而且市里有城管局”。大约在2014年10月,课题组完成报告后,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写了一封信,因为“研究地点是在长沙,而且市里有城管局”。
原标题:90后大学生调研城管与小贩问题 获国家信访局回信
23岁的张贵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领衔的“城管与小贩问题”研究小组在把研究报告寄给中央后,会收到国家信访局的回信,“已按相关工作规定报送领导同志参阅”“欢迎今后继续来信就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这激发了研究小组再次对城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014年,他们主要以长沙为试点的城管研究结束后,又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写信,胡衡华批示相关部门研究。为此,长沙市城管局、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举行了专门的对接会,与课题小组交流探讨小贩管理问题。
调研城管问题快3年了,接受张贵生和伙伴们深度访谈的小贩、城管和市民加起来超过200人。这位最初觉得“一切都是城管错”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如今不仅同情小贩,也开始同情城管,“这都是城市发展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城管说的也有道理
中南大学“城管与小贩问题”研究小组正式组建于2012年3月,当时还在读大二的张贵生是负责人,“就觉得城管整天出新闻,值得做个课题进行研究”。
在正式开始研究之前,张贵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城管。研究刚刚开始时,张贵生和伙伴们认为,城管与小贩的问题,都是城管的错,这个观点也深深影响了最初调查问卷的设计。
第一批问卷设计好后,课题组找到了某县的城管部门,希望进行调研。看到大学生来调研,城管队员很热情也很支持,可调查问卷发下去没多久,张贵生发现城管队员的脸色有些不对。
回过头来看,张贵生也承认最初的问卷设计有倾向性。之后,他们放弃已印出来的500份问卷,重新设计了问题进行访谈。
张贵生对城管理解的改变来自和城管队员的访谈。访谈的问题很尖锐:怎么看不时出现的城管打小贩的新闻?城管管理的动力是不是来自罚款?
“城管队员们也很坦白,他们说自己才是弱势群体,打人不对,但小贩肯定也有问题。”张贵生回忆,在县城调研时,城管甚至很直接地说,小贩都是一些刁民,不管不行。
城管部门给课题组详细介绍了城管系统的历史渊源、组织结构。访谈进行得越多,张贵生越发感觉到,自己以前认为城管都是为了罚款而去骚扰小贩的想法不太对。
“不能说同意城管都是弱势群体的说法,但确实觉得城管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张贵生说,“从城管的考评体系、组织架构来看,城管只能是现在的情况。”
课题组对小贩的访谈也颇费周章。大多数小贩对于这群大学生的工作很不理解。课题组成员碰到的小贩,大多对他们抱着“不好好上学做这些没用的干啥”或者“别耽误我做生意挣钱”的态度。
给领导写信
课题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城管与小贩形象互评及良性社会关系构建研究》,主要是从城管、小贩和市民三者的关系来讨论城管问题。2013年4月,在一次讨论中,有成员提出,也许应该把报告寄给中央。
张贵生当即找来信封,把两万多字的报告寄了出去,“试还是要试的,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寄的还是平信”。
意外的是,2013年12月9日,课题组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函。
回信激励了张贵生。2014年顺利保研之后,张贵生又给课题组找来了新的伙伴,开始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次研究的地点选在了长沙市,课题变为“角色理论视域下的城市小贩管理模式转变研究”。张贵生说,之前的研究太限于城管和小贩本身,其实城管问题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他希望能更完整地研究城管问题。
大约在2014年10月,课题组完成报告后,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写了一封信,因为“研究地点是在长沙,而且市里有城管局”。这次,他们用快递把信寄了出去。
“这份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及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请集政(长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蒋集政——记者注)同志和有关部门研究。”2014年11月24日,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在《写给胡衡华市长的一封信》以及调研报告上作出批示。此前一天,课题组的报告节选,被刊登在《湖南日报》上。
市长的批示,让张贵生和长沙市决策部门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2014年12月9日,长沙市城管局、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与课题小组举行对接会,进一步探讨小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座谈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了长沙的经验,还给课题组成员看了城管《工作手册》。但同时,他们也坦承,课题组的建议跟他们制定现实政策有差距,一些想法“有点超前”。
会后,对方给课题组的成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说有新的想法欢迎随时沟通。张贵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做这种研究,“总想产生点真正的影响”。
不能总把小贩当做“城市污点”
怎么才能解决小贩问题?课题组也试图从别人的文献中借鉴,可看到诸如“管理者要柔性执法,小贩应该主动配合守法”的说法,他们又觉得说服不了自己,“无论怎么柔性执法,小贩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
课题组最后给出的方案,是把对小贩的管理模式从目前的“行政执法管理模式”向“励业管理模式转变”。
课题组认为,小贩群体与城管执法人员的关系是一种对立,乃至对抗、冲突的关系,根源就是目前的行政执法管理模式。报告共列出了8个行政执法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
张贵生说,所谓“励业管理模式转变”,是指鼓励把小贩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的管理方式。张贵生觉得,现在在很多政府心中,小贩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用的职业,而是只在创卫时才被想起的“城市污点”。
在长沙的那次调研中,恰逢长沙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了找小贩,课题组走遍了大街小巷。“我们愿意每个月交点摊位费,只要城管不要每天赶来赶去的。”这是课题组成员听到小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于小贩占道扰民的意见没有想象中大。据课题组在长沙向603个小贩营业区域的居民(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城管人员、环卫工人)所作的相关调查,76.8%的调查对象认为小贩保持了营业地点的卫生环境;74.3%的调查对象认为小贩营业没有阻塞其路段的通行秩序;87.4%的调查对象认为小贩营业没有制造扰民的噪音和油烟。
张贵生说:“其实小贩给城市和市民提供了很多便利,我们的调查也证明,很多市民对小贩是认可的。”
把小贩当做一种职业,这成为张贵生目前最希望看到政府改变的地方:“先把观念转变了,小贩不是污点,是谋生的一种职业,之后才能谈具体的建议。”(本报记者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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