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里的启蒙与救亡运动

顾炎武（1613年-1682年），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中国的救亡运动，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那时救亡是个大问题。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何为“天下”?天下，是江山与文化，由汉人说汉语，以国史立国家。怎么救它?江山丢了文化在，国家亡了国史在，只要江山和国家的主体，还是汉人说汉语，这国家就有救，这天下就没亡，因此，天下兴亡，人人有责，要有做汉人说汉语的自觉。

夷人，可以入主江山，可它入主不了文化;可以拿走国家，却拿不走国史。只要我们还在做汉人，说汉语，我们就留住了文化的根、历史的魂。关键是要做汉人，连汉人都做不成，那天下就要亡了。故此，顾炎武大声疾呼，要救天下，天下不能亡。

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

有清一代二百余年，从清初到清末，救亡不断。清初救亡，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反清复明”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路线。政治路线以郑成功为代表，退到台湾去了;学术路线以顾炎武为代表，退到考据学里。这两条救亡路线一直在发展，政治路线发展出孙中山，学术路线发展到章太炎，到了晚清，这两条路线会合了，成为革命的主流。

为什么救亡要在考据学里?

通常我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大多以为是为了逃避政治，逃避文字狱，而躲进故纸堆，其实这是很肤浅的认识，只看到了消极的表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从学术上来看说，清初考据学，又称汉学，那是以学术的方式，对做汉人说汉语的认同，同时，也是对亡国之学——理学的否定。

理学，又称宋学，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承宋学，也亡了国，所以说，它是“亡国之学”。明末清初，理学很尴尬，因为它被新的统治者拿走了。国破家亡，信徒们，或慷慨赴死，抱着理学的教条去当烈士，或削发为僧，怀着理学的信念悲苦终生。而理学却没有什么气节可言，信徒不妨去当烈士，理学依然可以媚世。且看亡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真是可歌可泣，可他们的理学，却投向新的统治者了。没有前赴后继捍卫原教旨的圣战，没有接踵而来为真理斗争的运动，理学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顶戴花翎，变成了新王朝的御用之学，还是以那样一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嘴脸君临天下。

而那些为国捐躯的学者们，他们的头颅真是白抛了，热血也白洒了，血的教训，使后来者对理学产生了怀疑。他们怀疑理学以理杀人，怀疑理学是伪学问，因此，必须从理学中走出来。

他们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向经世致用，走实证的路，例如顾炎武。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书，是对江山的盘点，是对国史的重建，他超越了王朝史，为江山立史，要再造中国。另一条腿走向汉字汉语，走进考据学里。理学靠不住，被统治者拿走了，经学也靠不住，也会被统治者拿走，拿不走的是什么?是与我们同在的汉字和汉语，那是命根子。

夷就是夷，认几个汉字，也都是错别字，这叫做“清风不识字”，会说几句汉语，却永远搞不懂什么是中原正音，顾炎武著《音学全书》，就是要为中原正音建立标准。做汉人最要紧的是写汉字说汉语，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留不留辫子。汉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考据学里做最后的斗争——留住文化的根。

为什么说“清初之学大”?大就大在做“天下兴亡”的学问，有救亡的抱负在里面。

由此，清初学者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从实证出发，他们认为理学“空”，所以，要用救亡的实际行动去做实学，不为王朝立家史，而为江山立国史。代表之作有两本，一本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是为救亡运动做准备的，是历史地理和兵家地理的杰作。第二点，从考据出发，他们认为经学“伪”，民国时的政治学家杨幼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指出：考据是“以复古为解放之手段，以疑古为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考据学里，有清一代学者将救亡运动转化为文艺复兴。

考据学里的启蒙运动

考据学的代表作也有两本，一本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本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两本书，一本开了证伪主义的先河，一本做了思想革命的先锋，都用了科学的精神来启蒙。

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八卷。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古文尚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明归有光以来，既有疑之者;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阎若璩出，才确定此书为伪书。其手段为实证，而目标为证伪，将统治中国思想的“经典”证明为伪，惊世骇俗。

被统治者拿走的经学原来是假的!下了这样的结论，一切神圣，都可以价值重估了。证伪真是大胆的革命行为，无异于推翻权威，以前依据经典治国，都是伪的，无需微言大义，也无法微言大义，此风一开，怀疑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思潮便兴起来，考据学里的救亡运动，从此转向思想启蒙。

清初考据学的证伪主义，在学术界开创了一种新风——怀疑精神。这种精神到乾隆时期，也就是考据学的成熟期，发展出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代表是戴震，代表作是《孟子字义疏证》，乃哲学的革命。

梁启超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观其内容，乃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理学，就此而言，它不仅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潮相似，而且从根本上相通。

文艺复兴运动，亦起于人心思变，在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下，人痛苦不已，明知其“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于是，“相与作伪”，以道德自居者，“道德反扫地以尽”。

故文艺复兴与宗教信仰对决，以思想解放运动冲决道德枷锁。

然而思想解放，亦有待于思想资源，发掘封闭已久的希腊思想，而成一思想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用了“希腊的情感主义”来疗治宗教禁欲主义的创伤，绝对的主义已让位于自由之思想。

思想一旦解放，文化即转一新方向，新文化方兴。则“蓬勃而莫能御”。梁氏认定，“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

梁启超又称“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近二干年一大翻案”，尤以“尊卑顺逆一段”，显示戴震“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对于戴震“斥末儒之糅合儒佛”，他认为“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故于《疏证》不吝赞词：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考据学里的革命运动

戴震本人，亦自诩生平著述，可谓等身，然亦以《疏证》为第一也。

看得出，《疏证》一书，寄托了戴氏抱负，欲以观念考据，立“戴氏哲学”。

观其思想来源，从王夫之“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两语出，以此疏证《孟子》，说圣人之道，根柢在“情欲”二字，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无不遂之欲，则天下治。

又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背道而驰，则民反矣。他批评秦汉以来的后儒，说他们，不知理与情通，不知理与欲同，而以理似法，同于酷吏。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骎骎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梁启超指出：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

“今日”为何时耶?乃“新民学说”兴起之时，“少年中国”昌盛之日耶?

然梁氏又以为，戴氏的思想革命，其时乃另类，而非主流，且认定清代学派之运动，是“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所以，他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

梁氏虽目光如炬，但其目光所及，还在方法论的皮相，而未见其哲学的内核。

他不知那内核里，还埋伏着17世纪中国救亡运动的因果。正是那因果，在清初，造就了戴氏那样的思想革命者，到晚清，又被戴氏的后学，那个行动起来的革命者，从考据学里出来的革命家章太炎所发觉。

太炎先生指出，戴氏处雍正朝，皇帝好理学且嗜杀，戴氏敢言以理学杀人，乃伤心人作诀别语。新文化运动起，胡适更以哲学的眼光读戴氏，以其推倒理学而视为“打倒孔家店”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