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芳：我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初经历

在延安的日子里

延安大学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除社会科学院外，还有法学院、教育学院、英文系、俄文系和高中部等，有学生俱乐部、篮球队、排球队。我们住的是窑洞，每一个窑洞里有一盘炕，每个炕上睡三四个人，吃的是小米饭和炖土豆，做土豆用的油是一种麻油，漂在带汤的土豆上面呈绿色，吃起来有点苦，每个星期能吃到两顿馒头。生活虽然艰苦，但比起前方来还是好多了，同学们都是为了参加抗日从四面八方来的，都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精神上很愉快，同学们互称同志，亲如兄弟姐妹，整个校园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景象。

我入学后，立即参加了整风学习。在这之前的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这就是“四三决定”。这以后，延安的学校、机关、部队都进入了学习22个整风文件的阶段。我的一位同学当时跟我说，你真幸运，一到延安就参加整风学习，你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在整风运动学习阶段，我学习了22个文件，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等。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到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针对性很强。经过整风学习，使我这样一个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的青年，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1942年4月至1943年11月我在延安大学期间，除了参加整风学习外，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从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延安大学有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商业科。工业科下有一个制鞋厂，我参与了制鞋厂的捻麻绳、打布殻、制鞋底等工作。有的同志手比较巧，她们负责纳鞋底、做鞋帮和绱鞋，经过流水作业，一双双布鞋就生产出来了。

在延安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我去总司令部见到了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一个星期六，我们学校要开晚会，汽灯坏了，那时延安没有电灯，开会要靠汽灯照明。学生俱乐部就派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去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借汽灯。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见到我们非常热情，并且留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坐在康大姐身旁，她叫我不要拘束要吃饱，并问寒问暖，很关心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康大姐和我父亲是红军大学第二期的同班同学，这一期的同学中还有陈赓、胡耀邦、陈奇涵、王维舟、王宗魁等50余名红军的高级将领。

在延安期间，我还听过一次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演讲。那天，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的年轻学员都聚到延安的文化沟，野坂参三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进行了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内容。学员们听完演讲都非常激动，我当时觉得，看来不仅是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就连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的。

1943年，在审干即将结束时，延安大学的老师来找我说，鲁艺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组织一个工作团下乡，希望社会科学院选调两名女同志参加，主要任务是随团做调查研究，也参加跳大秧歌。我很喜欢延安的新式秧歌，可是我从来没有跳过，我说我不会跳秧歌啊，老师鼓励我说跳秧歌很好学，一学就会，还动员我说，现在学校还在关门整风、审干，你如果去了鲁艺工作团，还能参加延安的骡马大会呢。听说延安的骡马大会很热闹，有跳秧歌的，唱戏的，卖东西的，我当然想去看看。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张健被调到鲁艺，参加了鲁艺工作团。从那时起，我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