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各国中产:中国中产月入过万不敢买新衣

习惯加班的日本课长

由于住在日本东京的郊区，沟口一家人每天都起得很早，通常6点半就起床。7点多，一家人一起吃早饭，然后沟口先生乘坐电车去上班，两个孩子去上学，而沟口太太则在家做两个小时的家务，10点至15点，去附近超市做临时售货员。

沟口是日本东京一家医药公司销售部的课长，今年38岁，年收入约600万日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一家4口在郊区贷款买了一套院落住宅，有一辆家用汽车。妻子兼职每月收入约10万日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两个孩子，姐姐上小学四年级，弟弟上小学二年级。

从家到公司大约要乘坐1个小时的电车，沟口先生通常要利用这个时间补充一下睡眠，或是拿出小说来看看。到了公司，沟口先要参加部门会议，听取工作安排。然后再将会议安排布置下去。

沟口的公司近两年来通过开拓中国等海外市场，业务量和效益有了很大提升。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和分析业务员的业务数据，同时兼做海外市场业务分析工作。

沟口的午饭，主要是妻子为其精心准备的便当，偶尔也会和同事或部下去公司外面小酒馆要份午餐套餐。公司规定下午6点就可以下班，然而，到了6点多，公司却没有人行动。在日本的公司，加班似乎是惯例，即使业务干完了，通常也不会提前走。职员不想被领导认为工作不认真，均表现得比较敬业，而各领导更是要做个好的表率。沟口深知这个规则，他通常要到晚上8点多才下班，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回到家后，沟口开始享用妻子早已准备好的晚饭，然后去看看已经熟睡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下午4点放学，通常6点就和妈妈享用晚餐，9点多睡觉。

由于妻子也有工作，沟口一家日子过得能稍微宽裕一些。但沟口一家是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仍旧坚持省吃俭用。

沟口给《环球》杂志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一家人每个月收入约有50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其中有十多万来缴纳所得税、居民税、健康保险、 养老金、生命保险、失业保险等。如此一来，每月净收入只有不到4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而这其中，房屋月供、教育费、伙食费、水电煤气费、通讯费、交际费、外出用餐开支、交通费、汽车保养和停车费、一家人零用钱等等，一起算下来，每月结余也不过8万日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算上每年两次奖金，沟口一家能有近200万日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存款。而攒钱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是还房贷，另一个是子女教育。因此，沟口认为节俭是必要的。

沟口最享受的是周末，他可以饱饱地睡个懒觉，起床后陪孩子们一起去附近公园玩耍，享受一家人的快乐时光。

忙碌的孟买房地产中介

尽管印度人有晚起的习惯，但拉维·谢蒂每天早上8点半就起床了，在家门口的路边摊买一杯马沙拉茶和几个萨摩萨(印度素食煎饺)作为早点，然后开着他那辆本田250cc摩托车就上班了。

拉维是孟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每周几乎天天上班，全年无休，他的日程也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今年36岁的他还是单身，月入10万卢比(约合1万元人民币)以上，在孟买绝对算得上是中产阶层。但是，在寸土寸金的孟买，想靠自己的收入买房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拉维每个月花2万卢比(约合2000元人民币)租了一间带厨卫的一居室，里面空调和电视等电器一应俱全，生活上倒也方便。从事房地产12年之后，拉维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但是他并没有购买经济型的小轿车，而是买了两辆摩托车。

和中国的地产经纪人类似，拉维每天首先要到办公室计划好一天的行程与安排，10点之后开始给客户逐一打电话安排看房。

拉维联系好租房的客户和房主11点半见面后，提前10分钟到达楼下，等待客户，由于之前已经看过房子，当天主要是客户与房主之间的谈判。一阵寒暄之后，拉维带着客户来到房主家，这是在孟买南部富人区的一户两室一厅的房子，面积大约有90平方米，房主开出每月12万卢比(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而客户认为太贵，谈判陷入了僵局，最后拉维靠着耐心和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房主，以10万卢比成交。

交易的达成，都归功于拉维敏锐的嗅觉和良好的沟通技巧，房主是个60多岁居住在海外的老人，拉维十分尊重老人，耐心地向老人说明租给那个客户的好处，并承诺帮助老人离开印度后的一切善后工作，在客户交完定金之后，他们约定好签合同和付款时间，总算达成交易，自己也获得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不菲佣金。

带着客户离开这间房子，已经是中午12点30分，拉维又迅速赶到临近的一栋较新的楼，接待另一位租房的客户。现在的拉维，很少亲自带人看房子，一般都是他的助手带客户看，除非是有把握成交的，他才会亲自领着客户过去，因此他把自己其中一辆摩托车借给助手使用。

看完房子，大概是下午1点，拉维带着助手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吃店，简单地点了两个菜，他们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除了一点鸡肉，其他都是素食，因为开摩托车，也不喝酒。

拉维下午的日程，主要就是带着已经达成协议的租房双方去税务局，注册备案以及上缴相关税收，客户和房主只需要坐在税务局提供的座椅上填表和签字，拉维则协助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完成表格的打印、审核以及解释。拉维十分熟练，里面有很多熟人，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排队，预约好办理人员。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完成所有税收手续，与双方握手道别。之后的时间，拉维也一直在忙碌，带客户看房，谈判，期间他的手机也是响个不停。

下班后，拉维一般会先到附近的精品超市购买鸡肉羊肉和洋葱等，然后回家做饭。晚饭后，他会上网观看在线电影，然后听听来自家乡的音乐。印度人天生喜好热闹，周末的时候，他会约上三五好友，去附近的酒吧或者夜店消遣，喝得酩酊大醉后才回家。拉维说，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最喜欢的酒是威士忌。

作为中产一族，拉维每年都有国外旅游的计划。今年5月，在完成两个大单之后，为了犒赏自己，拉维选择到泰国旅游，他去了曼谷、芭提雅和普吉岛。 和许多印度旅行者一样，拉维比较实际，没有大肆购物，而是享受当地提供的美食和良好的服务。拉维得意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由于精打细算，两周时间，他才花了10万多卢比。

拉维告诉记者，在南印，人们结婚普遍比北印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30岁之后结婚。对于自己婚姻的问题，拉维也是很乐观：“因为我来自班加罗尔的乡下，我的婚姻还是会听从父母的安排，爸妈给我安排好了相亲计划，下个月我就会回家两个星期，见见我的相亲对象，她们都在20岁左右。”

拉维打算在在结婚之前先把房子买了，他看好了孟买中部靠近码头的老居民区一套一居室，总价约800万卢比(约合80万元人民币)。“我会申请房贷，首付款可以随时支付，还款也没压力。”拉维说，“为了生计，我19岁高中毕业来孟买打拼，因缘际会，我成为广大中产阶层中的一员，我感恩上天对我的安排，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人生很短，要学会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讨厌出差的中国公关总监

“今天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宽容，宽容别人即是宽容自己……”

早上8点，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史万臣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出了当天的微信内容，说的是最近发生的在北京的“摔童案”。

史万臣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公关总监，年薪约50万元。一家三口住在北京城东部的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女儿今年三岁。说起房子，史万臣觉得自己很走运，2008年“咬着牙”买了房子，之后北京的房价就出现了大幅上涨，至今仍在上涨。“如果当时没买，拖到现在恐怕就买不起了。”

每天早上6点，女儿还在睡梦中时，史万臣就出了家门。半个小时后，他迈入公司的大门，这时距离上班还有一个半小时。

那么早就去上班，可能所有人听了都会惊奇，认为一定是工作狂，史万臣的回答是“怕堵车”。

“其实这个城市醒得很早，只是我们起得太晚。”史万臣带有几分自嘲地说，“如果想想两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可能会被堵在路上，是不是可以窃喜一下。”

早到的时间不会被浪费掉。每天到公司之后，史万臣会换上运动装，和公司附近晨练的老人一起踢毽子，直到离上班十分钟时才会停下来。

发完微信，史万臣就开始工作了。打开文件夹，查看当天要联系的人和完成的事，用笔在每件事旁做一番勾画，列出计划和进展。然后，他提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开始“联络感情”。因为他每天要和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即使没事，也要进行必要的情感沟通。除了电话，当然还有QQ、微博、微信等。

“这几天终于不太忙了，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史万臣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而原因是他刚刚出差了一个多月，去了国内的十几个城市，这期间没有回家。出差要和客户搞关系、要谈判，吃饭喝酒肯定是少不了的，时间很紧张。他向记者直言自己讨厌出差。

每到陌生的环境，史万臣总是会出现失眠，这次出差时间较长，妻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创造一种熟悉的环境。

“妻子说，她和女儿不可能陪我一起去，屋子带不走，带床带被子都不现实，那就带枕头吧。”史万臣听从了妻子的建议，真的带着枕头去出差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失眠还真的得到了一些改善。”史万臣说着，露出了笑容。

长达一个多月的出差让史万臣身心俱疲，不停在飞机、高铁间转换，从一家酒店换到另一家酒店。这次出差有一件事触痛了他。出差的最后一站是武汉， 正值当地梅雨季节，他和同事到武汉东湖走了走。“满眼都是湖水，水面和堤岸几乎持平了，空气非常好。静静地站在那里，心里会特别安静。”第二天他坐高铁回北京了，在北京南站下车后直接坐地铁回家。“一下车心理落差就非常大，地铁站到处都是人，你挤我，我推他，感觉空气很糟糕，整个人立刻变得烦躁起来。”这种环境差异让史万臣感触良多。

再过几天，史万臣又要出一趟差，所以不用加班。下午5点，他没有约饭局，也没安排其他娱乐活动，直接开车回家了。

“我想早点回去看看女儿，一整天了跟孩子都没有什么接触。”说起女儿，史万臣五味陈杂。

“白天我和妻子都上班，孩子在幼儿园，也只有晚上这一点时间可以陪她玩玩。”史万臣告诉记者，由于没人看孩子，女儿在一岁多时就被送到了小区幼儿园，那时候走路还不稳当，常常扶着墙走。由于太小，她都没有像其他大些的孩子那样哭闹要回家，只要有人陪着玩就行。

吃完晚饭，史万臣带着女儿在小区走了走，回家之后陪她捏橡皮泥。史万臣会和很多家长一样，按照图纸的样式，教女儿捏各种样式。但女儿却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图纸的样式不好，按自己的想法来捏，捏出来可能奇形怪状，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周末，史万臣会带着女儿到足球场，他踢球，女儿在旁边加油。他还经常带女儿去国家图书馆、美术馆看看，虽然可能看不懂，但可以感受一下氛围。

目前，女儿上幼儿园一年花费约两万元，史万臣觉得还承担得起，但上小学就面临一个学区房的问题。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在好点的学校就读，所以好点的学校周边学区房的价格都被炒了起来，一般的每平方米都在四万左右，贵的可能在六七万，当然还有更贵的。

“我们在为学区房努力，但压力确实很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想太多也没用。”史万臣无奈地说。

关于女儿是否要报什么学习班史万臣与妻子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多选几个，孩子不能落于人后，但他不同意学得太多，那样孩子会很累。他觉得，孩子在童年要自由快乐一些，但目前家长和孩子们已经“被绑架”了，只能随波逐流。

晚上9点，史万臣轻轻地关上了女儿的房门，刚刚哄女儿睡着。不过，睡觉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

“有人可能会说，你也不是明星大腕还搞什么微信公众账号啊？”史万臣向记者解释说，直接促使自己建立微信公众平台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去年，由于工作压力大，他患上了神经性耳鸣，无法根治，只能通过调节进行改善。看病也是一件麻烦事，挂号需要排队，耗时不少。他想找个专家看看，但根本预约不上。最后他还是找门路、托关系，才约了一个专家。

“我经常会去踢足球，一直对自己身体很自信。但耳鸣让我意识到，为了生活我们可能忽视了很多东西。我想通过微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这次经历。另外，现在被称为‘自媒体时代’，我们接受了海量信息，但可能很多是无用的。比如我们收听了某个明星的微信，他经常会发一些，今天和谁吃饭了，明天又见哪个明星了，这种生活和一般人的距离太远了，只能八卦一下。所以我想在我的微博公众账号和大家分享一些‘接地气’的东西。”

6月初，史万臣萌生了申请微信公共账号的想法，之后在线提交了身份证号等资料，8天之后，通过了审核。真正开始操作，史万臣才知道有多麻烦。

他发的每一条微信，首先要上传至微信平台素材库接受审核，而且为了防止垃圾信息，每天只能发一次。可以发图文，也可以是声音、视频，他以语音为主。一条录音最长只能是59秒，多一秒就无法上传，每条微信都需要录七八遍，这一过程最快也得40多分钟。不过，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寻找话题。

“如今资讯太发达，我说的别人都知道，有一天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都打算放弃了。”史万臣还是没有放弃，原因是偶尔会有人给他回复，和他进行交流互动，这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越来越少，马路上不时有车驶过。史万臣已经将微信上传至微信平台素材库，待第二天早上8点在公司准时发送。

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

刘军红

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冲击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快速成长， 呈现新兴与发达的结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支撑经济社会成长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呈现历史性的“世代交替”。而这种反映人口结构的中产阶层的推陈出新与结构转换，犹如岩浆涌动，推动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板块漂移。

世界在走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际，全球秩序开始走向以往的历史经验无法预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