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存在之家而非工具:打破屏障 保持沃壤

原标题：语言是存在之家而非工具：打破屏障 保持沃壤

方言是“天生天化”的语言，是具有地域基因的语言史，遵循时空自有的规律，它们总是在缓慢变化，呈现一种自然的、血液的联系，生动而活泼

普通话利国利民，打通方言屏障，好处不用多言，但普通话本身，也是以方言为基础。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集各地各业人士207人，投票确定普通话，前3位结果如下：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52票；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51票；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46票。

票数产生想象，仿佛我们也可能会以西南官话、吴语语音苏州上海话为“标准音”，讲这一类“普通话”，又会是怎样神情——可见对普通话的信赖，我们已根深蒂固。

普通话教育了几代人，如今走进每一座城市，普通话清晰可闻，如沐春风，沟通相当方便，但同时也等于我们面对统一色彩的高楼城市，多少会减弱地域区分的独特印象。

我曾在东北生活多年，很能辨别东北口音，哪怕一丝一毫的流露。我的感受是，如果普通话继续前行，方言理应也继续再退，那么在后几代人们的听觉中，至少对于语音的细微敏感度，不会再有识别能力和种种心得了。

普通话与方言的条件和状态，很不一样。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注明音标，基本是定型了的“人为”语言；方言则是“天生天化”的，是地域基因的语言史，时空自存的规律，它们总是在缓慢变化，呈现一种自然的、血液的联系，生动而活泼。

方言变动的例子是，一上海人如果到国外生活20年，回到上海一开口，人人觉得，他讲的已经是“老式”上海话了。普通话在同等条件下，应该保持严谨的原貌。

外人初到上海，以前必学上海话，等于我们去广东谋生，必学粤语。固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的自然流动静止了30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刷新开埠后的最高统计数字——千万计的新上海人来到这座城市，大量管理干部奉调这座城市，大量知识分子来上海工作，在统一普通话教育的大背景下，面对陌生的上海方言，他们最自然真诚的反应就是“请你讲普通话”。极其合理的条件反射，因为普通话教育已深入人心。对于沪方言的维护者，却也反映出更严重的担忧。其实在上海的市民层面，沪语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卖菜的，装修的，快递员，开小店的外来人，上海话都学得那么好，在他们看来，掌握沪方言，依然是生活之必需。

在文学范畴中，普通话、方言、翻译腔的语言，呈现复杂的样态。“五四”后白话小说，推崇口语，旧文人称为“活文字”，可提供最新养料，最有气象，常变常新。20世纪30年代，各地作家聚居上海，当年所谓“国语”的影响，不如日后普通话的一致，当年上海的南北作家应该是用母语（各地方言）的写作思维，形成了文字特征，也就是所谓的“民国”文学味道。

之后的文学写作，是母语与非母语的换位，尤其是非北方语系的作者，叙事思维都归到了普通话背景，趋同统一的语言范式，作者的母语（方言）思维，改换为第二语言的思维，改由普通话做主，比如江南方言的句式和韵味特征，也就逐渐流失。北方方言背景的作者，因与普通话出自同一语系，获得空前自由，尤其北京本土作者，呈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北方方言的文本表达，足可以到达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奇境。

译本语言，即翻译腔的二手语言，同样影响到几代作者的语言选择。五四后翻译著作逐渐增多，译风经由文言方式，“民国”的方式，逐渐变化到今日的普通话与洋腔杂糅的方式。因为当下译本的大量出版，加之译者单一的普通话教育背景，如此反复熏陶强调，使得80、90后作者可以写出与译本同等语态的小说。

对于文学语言的理想要求，理论界有很多的说法，“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文学开拓了语言”“作家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语词的音乐感”“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迫使语言脱离它的轨道”……

普希金在《欧根·奥尼金》里竟然说，他从来不喜欢没有文法错误的俄语，犹如“我不爱无笑的芳唇”。

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在推广标准普通话的前提下，怎样保护好方言的生气活泼，从而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丰富营养，的确需要我们具备既有原则又灵活弹性的大语言观。

“语言是存在之家”，它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而是人须臾不可离的家园。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白话文运动到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从竖排右起的毛笔书法到电脑打印的标准字体，从讲求合辙押韵惜字如金到不拘平上去入下笔动辄百万言的网络小说，中国语言文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大变迁。如何看待母语与外来语，怎样协调语言的规范性与丰富性，怎样发掘传统语言的精髓等等，总之，今天的我们该如何认识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