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这一年：扳倒11位省部级高官

新路径：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随着去中央纪委上访的人多起来，在高档饭店公务宴请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高档饭店因为失去公务宴请的客源而纷纷倒闭。

这一变化，得益于一年来中央纪委一系列“治标”行动。

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不久，中央纪委及时跟进，先后三次通报违犯“八项规定”事件。

今年5月，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9月3日，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10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通过一系列反腐新举措，“王氏反腐”战略路径已逐渐明晰。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路是：从整肃自身队伍开始，加强制度化的整合，通过先头部队“火力侦察”摸底，为以治本为导向的制度反腐赢得时间。

中共十八大提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还是沿用上述提法。显然，“依然严峻复杂”，是中共中央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

“这个判断很重要，对形势的判断，决定我们的工作。只有通过一系列治标措施，才能遏制住腐败形势。”前述纪委人士说。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5年，中共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中共继续推行反腐败“五年规划”。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反腐方针深化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八个字，期冀通过构建惩防体系遏制腐败蔓延之势，但是事实表明，腐败问题日趋严重。

十年后的中共十八大，关于反腐工作的主调有所改变，不再提“预防为主”，而是突出“惩治腐败”。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年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实际上，中央已经研究判定，不治标无以治本。通过查处大案要案，发出各种严禁通知，就是在堵塞各种腐败漏洞。”前述纪委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了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即“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但也有舆论认为，从王岐山的角色考虑，以惩为主也是因为过去十余年中共在反腐上积累的问题太多。此外，制度建设本身亦需一个过程，在腐败的高发态势通过强力打击得到初步遏制后，制度反腐的推进才能更加顺利。

新构想：反腐顶层设计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尽管这份新的“反腐五年规划”具体内容尚未公之于众，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机制建设给了公众更多期待。

在李永忠看来，这些年反腐败工作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顶层设计。三十多年了，还是“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理论，所以一直被腐败分子和不正之风牵着鼻子走，缺乏战略规划。

“王岐山强调当前要以治标为主，治本是方向，前者要为后者赢得时间。因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未有实质性进展，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所以他的强调很客观，我认为他当前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李永忠说。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庭审采取了全程微博直播的方式，让公众更清楚地了解了案件审理过程。在党建专家、《红旗》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看来，薄熙来案件的审理，充分体现了反腐败中的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

去年底，黄苇町曾被中纪委邀请参加座谈会。他在会上建言说，法治是制度反腐的基础。

同样受邀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则建议，在完善反腐败制度的基础上，将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应该从国家层面出台反腐败法，全面设计和规范反腐倡廉体系建设。

十八大后那些落马的官员们

中共十八大之后，已有11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分别为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王永春、李华林、季建业、廖少华。一方面，中纪委重拳出击取得成效；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反腐生态所经历的变化，也在助推反腐行动的广度和深度。

本刊记者/韩永(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中纪委带走。前一天下午，他还在主持召开该市常委会议，传达贵州省第二次工业发展大会的精神。

这是十八大以后近一年来，中纪委证实查处的第11位省部级官员。这个速度，是过去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从2008到2012年，每年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的数量分别为4、8、6、7、4人，平均每年有5.8人。

这一组数字反映了中共中央反腐决心和思路的变化，也透露出在网络参与的背景下，反腐生态的变化。

反腐三部曲

2012年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带走。此时，距离他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不足20天。四川官场对此调侃说：对李春城而言，中候委就像是“临别一吻”。

在11月8日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在提到腐败的危害时，用了“亡党亡国”这样的词汇。9天后，新当选的中共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到了这个词汇。“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说。

李春城案件，是由王岐山领衔的新一届中纪委烧的“第一把火”。在反腐的地位得到确认后，王岐山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落实，一个是路径选择。当选中纪委书记后的第五天，王岐山在中纪委机关干部大会上第一次发声：“要把反腐工作引向深入。”

到了5月，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出现——刘铁男案。这个案件，几乎囊括了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反腐案件的所有关键要素：网络、情妇、实名、举报、记者、高官。公众关注度前所未有，各方博弈不断，中间的跌宕与坚持，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典范。

此时，在新一届中纪委的办案流程中，出现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关键词：网络、举报，还有情妇。这三者组成合力，并与中纪委之间形成互动，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反腐生态。

6、7月份，中纪委迎来了新一轮反腐的高潮：从6月4日到7月6日一个月时间内，中纪委接连宣布了4起案件：6月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被调查；6月30日，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被调查；7月6日，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被调查。这四起案件，对外通报都相对及时，改变了此前部分案件通报延迟的状况。

8月末到9月初，中石油系列腐败案高潮再起。这场对中石油伤筋动骨的反腐行动，其核心桥段始于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被查，接着两位中石油副总落马，4天后，这把“火”烧到了近一年来被查处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中央委员蒋洁敏。

有人对中纪委的上述反腐历程做了个归纳，共分为三部曲：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春城在此间落马；6月下旬到7月中旬是中程发力，4位高官在期间被调查；8月底9月初的中石油案则把反腐推向了高潮，一位中央委员和一位中央候补委员在此间落马。

在中纪委紧盯“老虎”的同时，地方纪委也在“抓苍蝇”。在十八大闭幕后的第7天，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一段不雅视频出现在一位记者的微博上。第二天，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确认视频中男性确为雷政富；第四天，雷政富被免职。从举报到免职用了63小时。有网友称之为“微博秒杀”。因不雅视频案，重庆市共有21位官员受到处理，其中6位为厅级官员。

在地方反腐中表现抢眼的另一个地方是广东省。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半月内，广东省有3名厅级官员落马。一份来自广东省纪检系统的数据显示，从十八大到6月20日，广东省纪检系统共立案4423件，涉及4613人，同比增长近30%。其中地厅级官员29人，县处级官员242人。

一份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416件23939人，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6%和2%。其中县处级干部250名，厅级干部87人，省部级干部两人。由于部分案件尚没有从纪委移交司法系统，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数量的增长，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一组数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