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山东二战劳工村：32人被抓仅存1人(组图)

村里仅存一人唯一健在二战劳工已92岁

孙远其是当年孙家小庄村31位劳工中唯一健在的一位，如今92岁的他被抓时还是个20来岁的大小伙子。除了耳朵有点聋，孙远其身子骨还算硬朗，膝下一儿四女，已经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但是，当年孙远其遭遇的，却是非人的折磨。

“前些年还经常跟别人聊他在日本过的苦日子，这几年耳朵不行了，别人问啥也听不清。”孙元其的儿媳妇说。

扯着嗓子，让老人勉强能听懂我们的提问，他便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45年，那年我22岁，阴历二月十六那天，因为听说日本人要到我们村子报复，全村的人就躲在了山上。当天，侵华日军和日伪军一共来了200多人，把我们村子包围了，大家开始逃跑，我们就被抓了。”孙远其说。

被抓后，孙远其他们被关在了肥城老城区。10多天后，他们被转移到了泰安。“我们被分成50个人一组，走着去的泰安，都被一根绳子绑着，走了一天才到了泰安。”孙远其说，当他们到达泰安时，肥城的日军将他们移交给在泰安的日军。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纷纷开始反抗逃跑。“跑了一部分，死了一部分。”不幸的是，孙远其没能跑出去。

随后，日军加紧了看管，用绳子绑住他们的同时，将他们的腰带都解下了，他们在行进过程中不得不用绑着的手提着棉裤赶路。

“后来到了济南，让我们就住在大铁箱子里，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人身上全是虱子和臭虫，一把一把的。”孙远其说。没多久，他们就被转移到了青岛，并被押到船上前往日本，为了躲避水雷，船只绕行到日本花了18个昼夜。

在日本，孙远其和同伴们被拉去伐木抬树。“日本的房子都是木头的，需要很多木头，因此我们被安排上山砍竹子、抬木头。”孙远其说，高强度的劳动量面前，最让他难熬的是吃不上饭。“一顿饭给两个窝头，像牛眼大小，一口就吃没了，一天一共6个，根本吃不饱，然后顶多再让喝点凉水。一个队300人，有管工的，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他们打……”

孙远其当年被押到了北海道，11个月后，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他和同伴们于年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幸亏老爷子当年就回来了，如果在那里多呆一年或者度过一个冬天，没饭吃没衣服穿，北海道又冷，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一定了。”孙远其的家人说。

二战劳工纪念碑前，常有日本后代来致歉

现在的孙家小庄村的村民，多数已经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聊家常的妇女很少提及过去那段历史，午后的院子一片祥和。

在孙家小庄村的一个小山头上，一块二战劳工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见证小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二战劳工的孩子都已年过花甲，当初并没有亲眼见证父亲被掠走的他们，提到当年的日本侵华历史，依然“恨得牙痒痒”——“他们给我们父亲造成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年也有中日友好访问团来，有来采访的，有来致歉的，我们都亲切接待了他们。”劳工后代孙远金说，虽然他的父亲曾经饱受日本人折磨，但他认为这些与日本百姓无关，“在战争年代，日本人民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

“现在也就是我们这一辈还活着，不然劳工的历史都没有人知道了……”指着纪念碑前面的一小块地，孙远金梦想着趁自己还能跑得动，可以看到这里建起一座二战劳工纪念馆或教育基地，“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建设祖国，勿忘国耻……”孙远金说，这样，他的梦想也就完成了。

济南市人大代表呼吁建劳工纪念馆

和孙远金有着同样梦想的还有听闻无数劳工故事的济南律师傅强。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同时还是济南市人大代表，多年与劳工及其家属打交道的他熟悉劳工在日本的一切遭遇。

“不就是农民被抓去干活吗？不是！”傅强说，很多人并不了解劳工经受的非人待遇。“劳工并不稀罕日本赔给他们的几个钱，他们要的是日本承认错误，让后代记住这段历史！”

据悉，济南受害劳工将近100人。今年，傅强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在济南建立劳工纪念馆、纪念碑的建议。傅强希望选址在过去的劳工集中营，即现在济南市幼儿师范学校附近，纪念碑上刻名字事迹，纪念馆展示劳工物品，教育青少年。“要让大家看到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不允许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