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少安：“创二代”要成为“贵族”而非“土豪”

中国的民营企业与改革开放并生，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现已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受“子承父业”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倾向于在家族内部选定接班人。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可以顺利过渡到第二代的家族企业仅占百分之三十，得以绵延三代以上的仅占百分之五，盈利者更是乏善可陈。

山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民营企业的数量、规模均相当可观。山东的民营企业能否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又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近日，凤凰网山东就此问题专访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兼产权研究所所长黄少安教授。

民营企业三十年：曲折中前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民营企业经营模式也随之发展。黄少安教授介绍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受资金、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通常规模很小，涉及的领域多为商业，中短途运输业，家庭手工业等资金投入不大，收效相对较快的产业。经营模式以个人或家庭经营为主，类似于“家庭作坊”。创业者通过个人的智慧和努力白手起家，开拓局面。创业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受资金、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初期通常规模很小，涉及商业、中短途运输业、家庭手工业等，这些产业特点是资金投入不大，收效相对较快，经营模式以个人或家庭经营为主，类似于“家庭作坊”。创业者通过个人的智慧和努力白手起家，开拓局面。创业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90年代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初创，政策相对宽松，民营企业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所持资金增加，投资领域也有所拓宽，发展势头良好。企业创始人在经营过程中，总结经验，有一套自己的管理风格并为员工所接受，逐渐演化为成体系的经营模式甚至企业文化。自身的创业经历、成绩和人格魅力为企业创始人树立了一定威信，得以一言九鼎、说一不二，颇有些“帝王风范”。

发展到21世纪初的民营企业大多颇具规模，持有可观的资金，并掌握了一定的技术。部分企业转移投资，开始尝试引入“股份制”等现代经营模式。然而，政策并没有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宽松发展环境，市场化程度不进反退。国有企业凭借政府背景以及雄厚的资金强势扩张，垄断行业具有垄断定价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进而“民”退。部分民营企业家只得遵从国企的“游戏规则”主动向国企伸出橄榄枝，经营模式向国企靠拢。片面倚靠所谓的人脉，甚至向政府官员“投怀送抱”，以求分一杯羹。企业家之间，曾经流行过“靠市场，不如靠市长”的论调。这是经济大环境下无奈的选择，一定时期内也确实收到过效果。

政府要“撤手” 民营企业家要“补钙”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已成必然，突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本身发生着质的变化。

就企业角色而言，已由单纯的“家庭作坊”转变为“社会企业”。企业经过一系列的股份制改组，所有权或许仍归某一家族或者个人所有，企业的经营却是面向全社会，承担的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正分离，这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势头。企业仍由某一家族所有，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参与经营，互利共赢，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企业第一代创始人渐入老境，一些地区出现了政府出面培养民企接班人的现象。对此，黄少安认为，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企业经营归根结的是一种市场行为，民营企业，包括其接班人的情况亦不尽相同，政府很难做到有的放矢，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效果却十分有限。

政府支持民营企业，没有必要亲力亲为培养“富二代”，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足矣：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并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与市场保持距离，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规范的、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限制政府的权利、转换政府的职能、规范和约束官员的行为。

企业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要有“骨气”，保持企业家独立的人格。随着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正在发生转变。政府与市场保持距离，相应的企业也应该与政府保持距离。有些民营企业在发展前期或许尝到了打“政府牌”、“官员牌”的甜头，但就未来的形势看，这种行为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一些企业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民营企业应该将精力放在市场竞争上，企业家更要做到懂市场，运用市场规律解决经营中的问题。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很多应该‘补钙’”。黄少安说。

“创二代”要成为“贵族”，而非“土豪”

国内“富二代”的培养模式，大多是送出国门，读一个金融企管相关的学位，再安排到家族企业内部任职。对此，黄少安表示，大方向是对的，关键在于能学到多少精华的东西。

国外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积淀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知识，企业文化，尽管与国内环境有所不同，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相通的。接班人如果能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学到手，回国以后，结合国内市场经验，定能受益匪浅，也确实有不少青年企业家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出国培养的效果因人而异，很多富二代出国镀了一趟“金”，把一些自以为时尚的东西带到国内，经营管理能力并没有太多提升。在黄少安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富二代集中留学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国外某些商学院里，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都是中国学生。这种情况不利于留学生主动融入当地学术群体，所学往往流于表面。富二代留学潮让一些国外学校瞅准商机。拿到学位简单，学位的含金量则持续走低。近年来，国内大中型企业对“海归”的态度也变得谨慎起来。海归的硕士，普遍低于国内大学培养硕士。国外先进的东西没学到，基础知识也不扎实，国内市场实践经验不具备，相当一部分“富二代”初期都会感到迷茫。

第一代企业家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通过自身的威信和人格魅力，将企业经营的有声有色。但这种模式对于接班人来说并不适用。没有与父辈相同的经历，他们可以霸道，但是很难树立“说一不二”的威信。对此黄少安认为，父辈的经验诚然值得借鉴，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人治”模式。加之企业越做越大，人员结构日益复杂，“人治”很难未来的经营管理中继续奏效。且国内一部分“接班人”，父辈的创业精神、人格魅力没有继承多少，“帝王风范”比之父辈倒是有过之无不及。

就民企接班人困境，黄少安教授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制度是根本。现代企业要想发展，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制来规范管理，将经营行为制度化，对于企业规范健康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先要学会做人。青年企业家应该懂法，守法，要有社会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是前提，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把企业经营到最好，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也提倡企业家做一些公益、慈善事业。再次，青年企业家需要打开视野，通过深入学习和实践积累经验，灵活运用市场手段调整思路，借鉴经验，广纳人才。就个人而言，青年企业家应该注意自身的生活方式，节制言行，放低姿态，可以作“贵族”，不要做“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