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公开透明是收入分配改革基本要求

如果不能构建起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

新京报：这方面该做哪些努力？

迟福林：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实施大规模国家减税计划

新京报：国企高管薪酬以及员工福利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未来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上应该有哪些大的突破？

迟福林：收入分配方案已把这个提出来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在国企内部，也提出要缩小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此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新京报：税收被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目前的税收体制还需要哪些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税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既有个税的问题，也有企业税，还有资源税、遗产税等方面。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方面可以怎么作为？

迟福林：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新京报：今年你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为什么特别强调“中等收入群体”？

迟福林：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倍增有可能的情况下突出的矛盾在哪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如果十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还是30%以下，即便倍增计划实现了，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这不应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