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53岁农民绘东莞扫黄地图 揭职业乞丐内幕

职业乞讨者中的异类

在1997年到2000年，王秀勇发现行当里一个奇怪的现象：乞讨的残疾儿童越来越多，走到哪里也是一帮一帮的。“我是残疾人，看他们就想到我自己。”王秀勇想弄清楚，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他去跟人套近乎，别人一看是同行，也就放松警惕。时间一长，王秀勇弄明白了这里面的道道。

这支已成规模效应的乞讨队伍由帮主、打手以及残疾儿童构成。打手多是帮主的亲友，残疾儿童多是帮主从当地租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买来的弃婴。

“他们靠收垃圾捡破烂的提供线索，残疾的弃婴一般给1万元～3万元，健康的只给几千块，因为还要帮主致残。女孩比男孩吃香。因为比较好管理，乞讨起来经济效益也高。”

规模最大的乞讨队伍，帮主开一辆上下两层的敞篷车，带着30多个孩子。打手负责看管小孩，防止孩子藏钱或者跑丢了。打手的工资按人头算，占每个孩子收入的30%～40%。

只有在下雨天，孩子们才得以休息。其余的时间，每天在早市、企业园区、夜市乞讨，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吃上一点东西。

“一天吃这么一顿饭，也不能给他吃多，水也喝得很少。”实在看不下去了，王秀勇也劝帮主善待他们。帮主哪听劝，俩人打起来。王秀勇去找警察举报。警方认为这是丐帮的内部冲突。

王秀勇也曾和东莞的一个记者试图通过暗访解救这些孩子，最终也无果而终。

他多少有些理想和情怀，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2010年，王秀勇在街头遇到一个从广西老家出走的流浪儿童小钊，主动找到媒体，后在警方的配合下，将小钊送回其父母身边。

王秀勇这些举动被同行看做为职业乞讨者中的异类，“多管闲事、不务正业”。王秀勇则苦恼于，偌大的乞讨圈，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

他“最不务正业”的举动还是2010年通过自己暗访，走访东莞多个镇街，绘制出扫黄的地图，提供给警方。根据广东媒体报道，东莞市东坑镇警方根据王秀勇提供的信息查处了4处涉黄发廊。

王秀勇的高调让他成为媒体上的“红人”，也让他收获了恐吓和偷袭。

走在路上，上来几个人啥话不说就揍一顿。最惨烈的一次是他领完举报费后在东莞市万江镇公安分局门口遭遇袭击，4颗牙齿被打落。广东的媒体第一时间做了跟进。

“老王的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过的苦日子比较多，对不公的行为经常会很愤怒。我也劝过他，有些话其实不必说。”曾经多次跟王秀勇打过交道的南方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回忆，王秀勇的行为在一些人眼里是“麻烦”。

后“扫黄”时代生活

这位媒体中大加褒奖的扫黄英雄最终还要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尴尬：房东不敢租房给他，没法摆摊了，2011年带着他乞讨的那套行头，回到老家。

离开家的30多年里，王秀勇几乎没和家人联系。家人都以为他死了，给他注销了户籍。

摸索着回到家，80岁的老母亲抱着他哭了好久，怨他为啥不打个电话写个信。“社会上的事儿太多了，把家忙忘了。”

王家村支书王秀元介绍，重新回到郓城，村里给他申请了县里的“温馨安居工程”的指标，翻盖了两间瓦房。靠着五保户、残疾人生活补贴等生活，王秀勇一年能有4000来块钱的收入。只要不生病，生活能够勉强维持。

除了抓住最后的机会给老母亲尽孝，王秀勇把其余的精力放在了做劝捐员上。去年，他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机构，“这是郓城第一个”。他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动员临近村庄的五保户参与进来，“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越知道报恩。”

乡长王惠顺知道王秀勇这一项新的事业后，资助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目前，王秀勇已经成功劝捐了5个，其中有3个面临“掉队”的危险，需要他时常去做工作。

奔波大半辈子，王秀勇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高调，他很坚定：我们这儿的人直脾气，敢说话，别人不敢做的我们敢做。

在乡邻面前，王秀勇不会主动说起过去30多年的江湖经历。“我们也是从媒体上才知道了他以前的事儿。”王秀元告诉记者。

听说网上有人质疑他所谓的职业乞丐内幕的真假，他挠着头皮苦笑，“我倒希望那不是真的。”

针对“东莞丐帮”问题，东莞市民政局局长杨东如表示，东莞已初步制定方案，将加大对逼人乞讨等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我是真想去解救那些乞讨儿童”。说这话时，馒头渣不时从他缺了几颗牙齿的缝隙里蹦出来。

文/图记者 朱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