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城郊被征地农民：“一夜致富”后的失地生活

     原标题：“一夜致富”后的失地生活

在唐官小区，一群中老年男子在居民楼前玩传统的“丢窑窝”游戏。 记者张刚 摄

离别故乡、落脚城市，是失地农民共同的命运轨迹。 记者王锋 摄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乡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是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既有别于普通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地农民”。

阵痛是改革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只有做好失地农民的保障工作，引导他们恢复生机，才能让原本的生活延续下去，让美丽的乡愁有所凭依。

□本报记者 张丹丹

土地，农民安家立命的根本。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土地不可避免地转变，由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城市化让很多村民就此变成了城里人。原来的土地上矗立起座座楼房，原本种地的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安置房、补偿款，让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一夜“致富”。失地农民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4个来自济南城郊的农民为你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人物档案：

姓名：乔建国 户籍：唐王镇大官村 年龄：55岁

全村打工潮：不是保安就是保洁

大官村，顾名思义，是出过大官的村子。55岁的乔建国说，他听自家老辈人说过，大官村曾有过许多大地主，虽然村子人口少，但是土地格外大。

2006年，历城区启动唐官片区改造工程，包括大官村在内的四个村庄要拆迁，乔建国家两个农家院被拆了，他带着家人搬到山坡，在果园的窝棚凑合住了两年。2008年，唐官小区竣工入住，他家分到了两套楼房。乔建国又在唐官小区买了套 60平方米的房子，用的是耕地补偿款。当初建小区占用一部分耕地，村委会按人头发放了补偿款，截至目前人均入账是6万3千元。

乔建国说，他的新家就在原来家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我特别挑的，一丁点儿差都没有。虽然位置一个样，周围却是大变样了。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住楼房干净、舒坦，这是征地带来的好处。”

“打从大官村没了耕地，原本种地的人就打工了。都不用看别处，天天一大早，就在我们小区门口，乡里乡亲都骑车出门，个顶个穿着制服，男的当保安，女的当保洁，队伍齐刷刷地。”乔建国咧嘴一笑，他家就是个典型的打工家庭。他在一所本地中学当保安，老伴在名士豪庭当保洁，俩奔六十的人加在一块，一个月能赚2500元。以前，乔建国是个小工头，雇着人到处盖房子，老伴则在家干农活。“原本我家收入算中上游的，不过比现在还是差远了。你算算吧，一亩粮食年收入1000元，三亩地最多能赚4000元，原本要忙活一年的，如今一个月就赚来了。”

打工赚的钱多了，乔建国却挺不踏实。他说，前几天，干保洁的老伴突然晕倒了，医生诊断说年纪大了不适合干体力活，“俺们最担心的是养老。农村人没有退休金，万一赶上生个病，拖累孩子也治不好。如果非要我说个心愿，我想要养老有个保障。”

人物档案：

姓名：李守荣 户籍：龙洞村 年龄：49岁

传说中的“一夜暴富”引来各种骗子

李守荣所在的村是龙洞村，是传说中一夜暴富的村庄。为建全运会中心场馆及其配套设施，济南启动奥体中心片区改造，龙洞村的人成了失地农民。2006年至2009年，补偿款陆续发放到位，龙洞村的人又成了“富翁”。

当年的政策李守荣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耕地补偿标准是13万元一亩，地上建筑物标准按300元或450元一平方米算，回迁的安置房一人分到40平方米，一个户口本可以低价购买20平方米。奥体中心改造搬迁五座村庄，土地补偿款先按村发放，再按人头平均分配。龙洞村土地面积最大，占整个片区的六成，人口却只占不到三成，因此龙洞村的人是最“款”的。截至目前，龙洞村拿到手的补偿款在人均20至30万元。李守荣一家四口人，按照政策分到160平方米的安置房和将近120万的补偿款。“其实，村子拆迁协议签得早，补偿标准只能算合理，并不是高得离谱，由于工程监管力度大，补偿款发放得到位，钱落在农民手中了。”他说。

“龙洞村的人有钱，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李守荣说，头回攥着这么多钱，许多人挥霍得厉害，没有驾驶证的都买车了，没逛过商场的都买名牌了，没读过书的都去搞投资了，更怕人的是，有人把钱放给高利贷，有人被下套合伙担保，没多久就赔了个倾家荡产，“社会上的骗子都来遍了。各种骗钱的方式，只要说得出名堂，我们全都见过了。”

李守荣说，他的选择是把钱全存在银行。在龙洞村拆迁前，李守荣家算是条件很好的。他花10年办了一家厂子，又花10年开了一家五金交电店，还早早就给儿子在市区预备了婚房。龙洞村拆迁时，村里人也想找他，掺和一个发财的机会——— 创办一个工程队，承包片区改造的工程。李守荣说，他当时不是没动心，但一开始就退出来了，工程队是个空壳，技术活儿全靠外包，“干几年就得完蛋”。

曾经的风云人物李守荣如今找了份开车的活儿，每月工资是固定数，单位为他交三险一金，他还自掏腰包买了商业险。他说他最担心的是未来，“这些钱是卖掉糊口的土地换来的，要是胡花乱花，一代人都不定够。我经不住折腾，只求安稳养老。更何况，我们还有后代。”

人物档案：

姓名：张橡兰 户籍：高家庄 年龄：65岁

在渣土山上开荒 种绿豆和菠菜

65岁的张橡兰是高家庄为数不多的守荒人。她所在的村在主城区，华山公园以西，距将军路不远。用村委会主任的话说，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后来因渣土山出了名。

2004年，村北百亩口粮地被征用，计划修建高速公路，后因计划改变而未动工，土地归还给高家庄。8年前，这座城中村曾计划开发，盖大楼，村里负责出地，开发商负责出钱，大楼建成后每年给村里200万元。然而，南边一栋楼没建好，开发商就出事了，开发计划不了了之，两块地成了闲置地。大概3年前，这块地被人堆放了渣土。2013年5月上旬，村里人私设渣土场，将土台子垒到四五米高。

张橡兰家的地早已被渣土掩埋。她便在原来的地方开荒，种了一茬绿豆和一茬菠菜。初夏时节，绿豆发出嫩芽，菠菜开了花，成为废墟上唯一的绿。种菜的地就建在废墟上面，土是别处挖来的黄土。她在开垦的地边摆了石头，垒起一道“保护墙”。闲时她一手拄着木棍，一手夹着编织袋，在土台子上捡垃圾，“以前地里的收成够吃的，但现在家里地没了，只剩一点儿收成，还不够打牙祭的。我一天过来好几趟，盯着他们不能毁苗。”

人物档案：

姓名：韩磊 户籍：东沙村 年龄：24岁

新生代失地农民的“类似城市”生活困惑

在小区里居住，在公司工作，作为失地农民的新生代，24岁的韩磊过着一种“类似城市”的生活。但他清楚知道，他觉得这种生存状态无法代表城市生活，最起码不是合格的城市生活。

韩磊住在东宇花园，由于是小产权房，小区的水、电、暖进不了市政管网，最头疼的是小区使用的是总功率不到6000瓦的临时用电，一到用电负荷大的冬夏两季，变压器就故障连连，家里连灯泡都亮不起来。

居委会打算改造电网，要求每户分摊改造费，但不少居民拿不出，韩磊是其中之一。他家的耕地早就没了，自己读书读得一般，没拿到很好的文凭，只能应聘一些体力活，靠一点工资糊口，3000元改造费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虽然住的地方叫花园，干活的地方是写字间，但我常常觉得，俺不是城里人，跟城市人不一样。”小伙子显得有点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