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闫爱华解析《红高粱》为何红满天

10月27日，山东卫视自制大剧《红高粱》在山东、北京、东方、浙江四大卫视同时开播。整整3个周的时间里，在家里在路上，在电视上在网络上，记者耳闻目睹的全是与《红高粱》有关的信息，这部长达60集的史诗巨制似乎在搅动着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正如山东广播电视台总编辑吕芃在之前的座谈会上说过的，《红高粱》可以概括为“山东故事、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国际影响”，真正做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11月17日，《红高粱》迎来了完美收官，在最后的3集中，随着高潮的来临，影后周迅的演技也发挥到精彩绝伦的程度，网友在留言中稀里哗啦哭成一片。 让我们看看收官之日《红高粱》官博上的留言吧：网友“十Elise十”说，“看完最后三集了，从第59集开始就一直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还拔不出来......明知是悲剧收尾还要一直倔强地看完，我自找的。”；网友“sunshine甜小妞”说，“最后发一条，我哭得要晕厥了，头疼中，周迅你要不要演技这么好啊！我的母爱都被激发了，虽然还没做妈妈。让我冷静下，明天肿着眼没法出门了！豆官，你最后让我泪崩！”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数据，《红高粱》在山东卫视平均收视率达1.54，刷新本频道最高纪录；四台总平均5.28，也是四星联播实施十年来新高；网络点击超过30亿人次，这种盛况同样前所未有！

选择《红高粱》：一场理性分析的博弈

《红高粱》是2012年6月卫视传媒成立之初就明确要做的战略性项目，谈到改编权的取得，山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卫视总监闫爱华首先感谢省作协的鼎力相助，感谢青岛凤凰影视垫付第一笔款项。电视剧立项后，省委宣传部和局台领导以及潍坊、高密的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从各方面给予了关心支持。

“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一定要将《红高粱》拍成电视剧？首先莫言是山东人，《红高粱》讲的又是山东的故事，所以无论是从莫言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角度，还是《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的角度，山东卫视都责无旁贷。这部戏如果在别人的手里拍成了而山东卫视只能购买，那我们会觉得尴尬，但是如果拍得不好，那更是一种羞耻。因此是一种责任感驱使我们做这件事。”

从传播《红高粱》的精神内涵来说，电视剧作为中国受众最广泛的载体，无疑是最佳选择。“在我国，一部小说印刷几百万册已经非常了不起，如果拍成电影，最高票房的也不过几千万的观影人次。但是拍成电视剧，那就意味着至少会有几亿的人能够看到，影响人口要高出十倍、百倍！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曾经说过，电视剧是中国最大众、普及率最高的一个艺术品类，读小说你得有文化，看电影你得花钱进影院，电视剧任何人坐在家中就可以看。所以，普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把《红高粱》这种张扬的个性、强悍的生命精神传达出去，电视剧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是最好的载体。”

但实际上，从山东卫视宣布拿到《红高粱家族》改编权之日起，有些业内人士和媒体就不看好，他们认为小说和电影是无法超越的经典，电视剧很难突破。也有人认为这个项目投入高，政策性风险大，因而不赞成。

“目前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最欠缺的，实际上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国内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过去的作品无限拔高，而对现在的改编者百般挑剔。鲁迅先生曾尖锐批判过这种九斤老太论调——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过去的好。事实上很多批评者根本都没看过小说，就对改编者大加挞伐，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味地厚古薄今也不利于文艺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至于风险，闫爱华说他笃信曾国藩的一句话，“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等到事情有八九分把握再去做，机会就没了。

拍摄《红高粱》：一场观众心理学的胜利

“《红高粱家族》共计30万字，是由五个中篇构成的：《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这其中，余占鳌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而九儿则只在三篇里出现，《狗道》《高粱殡》都是她牺牲以后的事，《奇死》也主要是写恋儿。按小说脉络，以余占鳌为主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与莫言先生签了版权协议之后，我向同事们提出一个问题：电视剧应该放大哪条线，是我爷爷还是我奶奶？大多数同事跟我观点一致，认为应该以九儿为主线。电视剧有其自身的规律，这里面有一个观众心理学的问题。毕竟现在的电视剧观众女性忠诚度更高，以女性为主线，对女观众的黏合力更强。再说了，选一个漂亮的女主角，男观众也喜欢看嘛。”说到这里，闫爱华笑了，“国外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大街上两对恋人迎面走过，男的一般是看对方女性的长相，女的则看对方女性的着装打扮。这个结论很说明问题。”

事后看来，确定以“九儿”为主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因为只有先确定下以女性为主角，才能选合适的编剧和导演，也因此赵冬苓和郑晓龙成为山东卫视争取的目标，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电视剧行业的顶尖人物。为了把这些业内大牌组合到一起，闫爱华多次登门拜访，再三相请，事实上也正是山东卫视的诚意打动了他们，结果剧版的《红高粱》就成了同行眼中“一流作家、一流编剧、一流导演、一流演员”的顶级阵容，如果不是当时的坚持，就不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红高粱》了。

“ 赵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认真扎实的写作风格，她动笔之前一定要到故事的发生地去采访。去高密之前她列了一个采访清单，让我们联系高密那边的酿酒专家、研究土匪史的专家、家族史专家、曹梦九研究专家等等。她还到了孙家口伏击战发生地和日军制造惨案的公婆庙等地去实地考察。就是在公婆庙她听到了一个故事，旧社会有一个女人，未婚夫已经死了，她抱着对方的牌位过了门，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节，公婆庙由此得名，淑贤这个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也是由此激发灵感创作出来的。”闫爱华说，正是由于赵冬苓的严谨，让这个戏在悬念迭起的故事基础上，也具备了开阔的历史视野，还原了真实的民间抗战。“有人说她拔高了朱豪三，不知这些人是否听说过范筑先？范是抗战时聊城县长，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韩复榘逃跑了，但他宁死不撤，在守城战斗中重伤后自戕而尽，当时震动全国，朱德还送了挽联。很显然，朱豪三的身上有范的影子。”

事实上，赵冬苓自己也承认，她对朱豪三这个人物很满意，另外一个写的比较满意的配角是张俊杰。有明眼人在网上评论说，编剧赵冬苓为剧版《红高粱》注入了红色基因，增加了共产党员张俊杰的形象，使整部剧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堪称是一部中华民族觉醒与奋斗的成长史。

郑晓龙是中国电视剧的“教父级”人物，尤其擅长导女性题材，他的《渴望》《金婚》《甄嬛传》，拍的很细腻很精到。在闫爱华眼里，郑晓龙作品的唯美与精致，来源于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精益求精。

“举两个例子。高密当地的群众演员很积极很踊跃，但毕竟不够专业，拍行军打仗这些大场面戏的时候，一人笑场，就要全部重来，郑导为此专门从浙江横店用火车拉了200个专业群演过来。郑导在细节方面的确很扎实很较真，剧中很多道具都是用了当地博物馆的收藏品。”

另一个事例是，剧版《红高粱》中，单家住在“三十里坡”，因此酿的酒取名“三十里红”。但是看过原著和电影的人都知道，原来是“十八里坡”，酒叫”十八里红”。闫爱华说，看似一个简单的名字变化，其背后体现的是郑晓龙对细节的苛求。

“这个变化跟剧中的青杀口伏击战有关系。我们去复景的时候，郑导跟我谈了一个问题，说从县城到村子如果只有十八里，那么小跑过来只需要一个小时，而这场仗一个小时显然是打不完的，鬼子虽然人少，但是战斗力强，一个小时消灭不了。即便考虑到有人去报信的因素，来回也就两个小时，而且离县城这么近，枪炮声在县城就能听到。他问我莫言的家离县城有多少里，我核实了一下，有三四十里地，他就说我们改成三十里坡怎么样？改成三十里红行不行？三十里红就是这样出炉的。”闫爱华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孙家口伏击战就是打了四个多小时，这样一改从时空上讲更科学了，战斗打响后有人跑三十里去县城报信，来回六十多里差不多就需要四个小时，等鬼子援兵赶到战斗已经结束了。

电视剧历来是得女人者得天下。《红高粱》以女性为主线的策略究竟成功到什么程度，除了前面提到的网友留言可见端倪，收官后的一则新闻显然更具说服力。11月18日，德州高速交警发现一辆车停在高速路应急车道内，车内女司机一边打电话，一边拿纸巾擦眼泪，情绪激动。原来，女子驾车时与朋友打电话聊《红高粱》大结局，聊到伤心处，忍不住哭了出来，索性将车停下来畅聊，最终这位女子被罚款200元、驾驶证扣6分（山东卫视闻讯后还给她寄送了一套《红高粱》光盘，表示歉意）。

观看《红高粱》，一场全民热议的盛筵

《红高粱》无疑是2014年电视荧屏一大亮点，关于这部戏，闫爱华用了三个词汇来概括：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南北通吃。

“其实任何机构做任何一部戏，都希望做到雅俗共赏，希望能够吸引到社会的主流人群，影响到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群。但从多年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最终只能做到雅俗分赏，真正能做到共赏的少之又少。”在这一点上，《红高粱》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通过观众构成数据分析发现，观众群中职务高、文化层次高的“两高人群”比以前的电视剧大幅度提高。闫爱华认为，高端观众群大幅增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莫言先生自身的号召力。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全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应该说是电视剧吸引双高人群的首要因素。“但是这个问题要辩证来看，莫言获诺奖只能吸引双高人群去关注电视剧，提高入点，但是他们是否能够一直看下去，那就要看电视剧本身的吸引力了。”在中国，追剧一族大都是草根阶层，所以“两高”观众群增加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电视剧本身做到了“雅俗共赏”。

那么“老少皆宜”呢？闫爱华给记者看了手机里存的一张照片，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抱着几岁的孙子正在观看《红高粱》，爷爷看得津津有味，孙子也是目不转睛。闫爱华说，这是一个朋友在家里拍下发给他的。为了做到“老少皆宜”，主创人员经历了不少重大选择时刻。小说中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桥段，比如罗汉被鬼子扒皮、恋儿和小姑姑香官被强暴残杀、余占鳌向酒缸里撒尿等等，要不要保留？还有，莫言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非常粗豪有乡土气，但搬到电视上是否合适？毕竟，电视是一种“客厅艺术”，要考虑各年龄层的承受力。最后电视剧的处理改为罗汉、恋儿等是被日军枪杀的；三十里红酿成，是因为孩子向酒缸里倒了碱水。刺激明显减弱了，但符合老年人和儿童的心理，顾及到了观众用餐时收看的时间点。

《红高粱》还有很难得的一点，就是做到了“南北通吃”。《红高粱》是北方人的故事，山东卫视在本地的收视创下历年来最高，在广州的收视达到0.63，海口达到1.1，也是历来仅见。同时《红高粱》在我国南北两大都市表现都极为突出：北京本地达到13点，创出了近年最高值，上海超过6点，也排在了今年第二！以往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北方题材的电视剧很难过长江。《红高粱》在开拍之前就明确了一点，虽然讲述的是山东故事，但要从全国的视角、从南北方兼顾的角度来入手，无论是人物的造型、化妆、服装、道具，都要顾及南方观众和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故事发生地虽然是在山东农村，但是画面非常美，堪称赏心悦目。

“本土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吸附本地观众的同时，也会对外地人产生排斥作用。”闫爱华说，其实要想做到像电影一样“土”是很容易的，但那是对南方观众的一种疏离，而且至今仍有人批评当年的电影是拿中国人的落后取悦外国人，这也是他们不能不考虑的一点。现在电视剧版《红高粱》做到了南北通吃、各年龄段通吃，证明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红高粱》有什么缺陷或硬伤？“当然有，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剧中却出现了石头房子、石板路、山坡地，这是真正的硬伤，但批评者并没有指出来。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电影中的民居是在宁夏拍的，这次我们坚持在山东拍摄。平原地区砖土结构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当地没有这样的古民居存留下来作为取景地，剧组只得在青州和临沂等地部分取景，出现山区景致也就在所难免。”

《红高粱》大结局让人挥泪让人惆怅让人不舍。那么如何评价这部作品？赵冬苓说，“我大胆地说一句，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前面矗立着小说和电影两座大山，十年后也许还会有人再来拍摄《红高粱》，他们会发现前面有三座山。”郑晓龙说，“《红高粱》会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作品，每一个参与者都会以此为荣。”面对同样的问题，闫爱华没有正面回答，他拿出10年来的年度电视剧获奖目录让记者看：2005《亮剑》、2006《武林外传》、2007《金婚》、2008《闯关东》、2009《潜伏》、2010《媳妇的美好时代》、2011《新水浒传》、2012《甄嬛传》、2013《打狗棍》。他反问，从思想性、艺术性、影响力、制作水准、收视、经济效益等方面看，2014年的《红高粱》与之相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