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天南》死亡说明中国社会的悲哀

著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说：“在文学领域，《天南》属于后起的不错的品牌刊物，它的突然死亡，只能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悲哀，不论是文化界还是商业界，都是如此。这么大一个国家，却容不下一份小小的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现象，值得反思。”

新锐纯文学杂志《天南》前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停刊，而已经出版的第16期《钻石一代》将成为该刊的最后一期。至此，这本仅仅走过了3年10个月的年轻的新锐杂志，就将告别所有的读者。

著名诗人、作家廖伟棠将《天南》称为“过去几年中最好的文学杂志”，在过去的几年中，《天南》杂志深度阅读为特点，介绍、翻译了许多新锐的国内外文学作品。它的停刊，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纯文学杂志生存困境的讨论，有评论者表示“《天南》的停刊，是社会性的悲剧”。

对此，著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说：“在文学领域，《天南》属于后起的不错的品牌刊物，它的突然死亡，只能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悲哀，不论是文化界还是商业界，都是如此。这么大一个国家，却容不下一份小小的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现象，值得反思。”

文学与盈利

把一份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办并非是正确的方式，投资文化对于企业的帮助，更多来自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社会的美誉度等，而非是物质上的利润。文化不是一门生意，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人，其实恰恰丢掉了最大的好处。

北京晨报：《天南》这本新锐纯文学杂志的停刊，引起了很多关于文学生存困境的讨论，在您看来，文学生存的环境如何？

叶匡政：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企业，意思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具备公共性的企业。实际上，文化企业正应该是社会企业，把一个文化事业、或者一份文学刊物当做盈利的商业企业是不合适的，它的功能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当前许多地方投资文化产业，都是把它当做生意来做的，把文化放在利润的天平上去衡量，用利润去决定它的生死，当然难以真正实现文化的功能。

北京晨报：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衡量是否投资文化产业呢？

叶匡政：文化产业当然并非拒绝利润，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等，包括文学刊物，也都是有可能盈利的。当然，这种利润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和培养。相对影视产业来说，文学刊物赢利的可能性更小，因此生存状况也就更艰难。但实际上，把一份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办并非是正确的方式，投资文化对于企业的帮助，更多来自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社会的美誉度等，而非是物质上的利润。文化不是一门生意，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人，其实恰恰丢掉了最大的好处。

过去的几年里，纯文学杂志生存艰难的问题屡屡被提起，《大家》等知名的纯文学刊物也都相继出现危机。商业社会中，究竟有没有纯文学杂志的一席生存之地？文学杂志，在快速的现代化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又是什么，让人们忽略了这些功能。

著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认为：“一个社会的阅读，不能只有经典，同时也要有新的探索新的文学作品。文学杂志，不仅仅是语言和思想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文学的传承者，文学理想的播种者。失去了文学杂志，对于文学固然是一个灾难，对于社会，同样也影响深刻。”

办一份文学杂志不难

如果把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对待，核算投入产出，那当然是入不敷出的，不仅在中国，整个世界上都是如此，真正能够盈利的文学杂志少之又少。

北京晨报：文学杂志生存的困境反复被人提起，是否办一份文学杂志特别艰难呢？

叶匡政：仅就成本上来说，办一份文学杂志，我想并不是特别难，成本是比较低的。假如说没有退休人员等的负担，一本杂志本身可能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就够了，再加上印刷发行的成本，并不算太高，而且卖杂志多少能够收回一点儿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需要投入的不会太多。

北京晨报：可是为什么大多数文学杂志都表示生存艰难呢，包括许多知名的品牌也是如此？

叶匡政：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把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对待，核算投入产出，那当然是入不敷出的，不仅在中国，整个世界上都是如此，真正能够盈利的文学杂志少之又少。但是，文学杂志的功能并不在盈利上，而是在它的社会功能上，恰恰是当前的商业社会中，过度地强调投入产出，以盈利与否衡量一切，使得文学杂志陷入了生存的困境。比如《天南》，在过去几年中，这样一份有新气息的杂志非常难得，它的死亡，不论是文学圈，还是文学之外的社会，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那么多以盈利与否作为标准的产业，每年产生数十万亿的产值，为什么非要拿利润去衡量一份小小的文学杂志呢？为什么还让这样一份文学杂志无法生存呢？

文学杂志的三重尴尬

我们的文学杂志，多数是各地作协、文联等官方机构主办或者主管的杂志，这些官方的杂志所形成的天然联盟，或多或少地在排斥民间杂志，这其实也是民间杂志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尴尬，身份的尴尬。

北京晨报：《天南》是一本民间文学杂志，也有不少评论者指出民间杂志生存更难，是否如此？

叶匡政：我们的文学杂志，多数是各地作协、文联等官方机构主办或者主管的杂志，这些官方的杂志所形成的天然联盟，或多或少地在排斥民间杂志，这其实也是民间杂志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尴尬，身份的尴尬。这么多年来，民间杂志不少，《天南》应该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但是包括《天南》在内，很多都最终停刊死亡。这些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扶持文化事业，但是对于民间的文学杂志，重视依旧不够。

北京晨报：您认为投资者的选择对于杂志的影响是否同样也至关重要？

叶匡政：是的。资本往往以逐利为目的，实际上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获利，文化影响力、社会名誉等才是文化产业真正能为企业带来的好处。一个成熟的、有眼光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往往并非是盈利为目的，甚至不会考虑到利润的问题，因为其他方面的好处足够弥补经济上的投入了。

著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说：“在文学领域，《天南》属于后起的不错的品牌刊物，它的突然死亡，只能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悲哀，不论是文化界还是商业界，都是如此。这么大一个国家，却容不下一份小小的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现象，值得反思。”

无法评价的功绩

文学杂志对于当下时代的影响力，一方面没有时间的沉淀，一方面也没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我们知道，办文学杂志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是发表他人的文学作品，那么它对于文学的贡献、对于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就容易使创办者心灰意冷。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天南》的停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叶匡政：首先，我想会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效果，以后别人也想办文学刊物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能不能办下去。实际上，一份杂志，它的影响力，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沉淀和证明。但恰恰，商业天平下的文学杂志，没有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北京晨报：这会让有志于文学的人退缩不前？

叶匡政：是的。文学杂志对于当下时代的影响力，一方面没有时间的沉淀，一方面也没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我们知道，办文学杂志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是发表他人的文学作品，那么它对于文学的贡献、对于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就容易使创办者心灰意冷。大概20年前，我在当时的《诗歌报月刊》工作，这份月刊曾经影响了许许多多先锋的诗人，也是现在很多知名的先锋诗人的成长基地，他们大多都曾经在这份月刊上发表过诗歌，也有不少人在此走上文学之路。20年后，这份月刊早就消失了，但是它对于诗歌的贡献并非消失，只是无人关注。结果就是，没有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份刊物，在那个年代默默地为诗歌做出过贡献。这样的冷遇，恐怕会让许多想做刊物的人放弃想法。

不能缺少的文学杂志

文学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更具有感染力，也更加陌生化。同样的观点，你用千篇一律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和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思想上的探索也是如此。它让人们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文学刊物在一个社会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

叶匡政：首先，在文学上，一份优秀的刊物，会不断地发掘新人，发表那些有探索性的新作品，同时给后来的作者以鼓励。可以说，文学刊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平台，大多数未来的作者，都是从文学刊物的读者中产生的，他们通过阅读文学刊物，培养自己对文学的兴趣、素养，以及树立自己的文学理想。因此，文学刊物在文学的传承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不仅仅只有经典，我们总不能只读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恒久以前的作品。对于当下，对于新的探索性的作品，同样也需要阅读，这也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动力。

北京晨报：在今天这个资讯和沟通极度畅通，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我的时代，文学对人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叶匡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文学永远承担着语言和思想的探索功能。通过文学，新的表达方式会不断地发现和扩散。现在，网络固然发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如果自己观察会发现，那些更具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他的观点，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赞同。文学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更具有感染力，也更加陌生化。同样的观点，你用千篇一律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和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思想上的探索也是如此。它让人们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

如何养活文学杂志

很多西方的文学杂志，他们同样也不能盈利，但是他们很容易获得企业的赞助，或者各种文化、文学基金的投资。那些文化基金，他们往往是公益性质的，或者是以利润之外的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文化事业，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这对于他们的帮助，要比直接盈利更大。

北京晨报：在你看来，文学杂志应该如何生存呢？

叶匡政：文学杂志需要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比如说《天南》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死掉，最起码不会像这样轻易地死掉。很多西方的文学杂志，他们同样也不能盈利，但是他们很容易获得企业的赞助，或者各种文化、文学基金的投资。那些文化基金，他们往往是公益性质的，或者是以利润之外的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文化事业，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这对于他们的帮助，要比直接盈利更大。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这样一套体系呢？

叶匡政：最重要的还是要转变观念，文化不是生意，它带给一个社会、一个企业的，远远不止是经济上的收益那么简单。过度商业化的时代，容易把一切都从利益的角度去衡量，但是这种选择，带来的只是短期的效益。在更长远的时间里，文化、文学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情感、思想、表达和沟通方式。这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晨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