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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格格"爱新觉罗·显琦去世


来源:现代快报

伪满”时期溥仪访问日本,与日本天皇观看阅兵式年轻时的川岛芳子在日本游船上  据报道,川岛芳子的胞妹、被称为“清朝最后的格格”的爱新觉罗·显琦去世,享年95岁。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玗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

“清朝最后的格格”:爱新觉罗·显琦

“伪满”时期溥仪访问日本,与日本天皇观看阅兵式

年轻时的川岛芳子在日本游船上

据报道,川岛芳子的胞妹、被称为“清朝最后的格格”的爱新觉罗·显琦去世,享年95岁。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那个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是父亲审的他。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很爱惜他,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父亲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迫害,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十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起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亲王要篡位。他一生气,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件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灵柩用火车经奉天(今辽宁省)、山海关到达北京,是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的。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地方可去,就把我和十六姐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小学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被川岛浪速控制着,川岛浪速就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被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玗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在“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人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但是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3岁的十四姐。在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川岛芳子最漂亮,性格外向,挺明朗的。我见到她时,她一直梳男头,穿男装,不管西服也罢,和服也罢,还是军装,都是男性化打扮。听说她只是早期在天津“东兴楼”时期穿过女装,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兄长”。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甘珠尔扎布。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就跟我三姐提亲,说来说去就成了。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全大连、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了婚礼。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九哥,成了我九嫂。听我九嫂说芳子自己跑回日本了,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的,生了5个孩子。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

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住在东四九条,我去过一次,看到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喊她“金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但我不愿意。有一次我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东西,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公民金默玉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摆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我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走,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而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而现在这些后人有的姓金,有的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八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八个字用完了再给八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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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苗贝贝]

标签:川岛芳子 1918年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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