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真：我听到国歌就心痛

叶向真，笔名凌子，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导演。（资料图）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第二次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听闻我们的评价，她迅速做了个抬手动作：“一次拍纪录片，我就是扛着大家伙直接上。”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让拍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时代更迭，父辈意志带来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紧迫——“你要想不亡国，就得推崇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叶帅希望向真学园艺，能对国家有“直接贡献”。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人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向真的秘书周小姐告诉记者：“叶老师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这种性格特质，其实也源自父亲。向真记忆中，在饭桌上常开玩笑的父亲，对子女从未有过真正的打骂。在叶帅生前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上挂着叶帅母亲的照片。周秘书说：“叶帅希望随时都能‘看见’母亲，他很讲究孝道。叶老师也是，她对她母亲很孝顺。”从2009年起，向真为照顾母亲，内地、香港来回两头跑。这些年来，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着宅子。“没有家哪有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向真说。

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视叶帅为眼中钉的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 “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狱后，考虑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向真没去拍电影，进入北京医学院学医。但她还是放不下电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笔名，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大多电影很政治、很说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现被压迫的人会抗争、有爆发力”的作品，于是她和后来的丈夫、摄影师罗丹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原野》。曹禺看电影后夸奖：“更凝练了，比原作好。”叶帅看完后理解了女儿：“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1981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40岁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她记得在威尼斯一进餐厅，餐厅的演奏人员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为她是日本人。但当时在国内，大家为饰演女主角金子的刘晓庆应该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两个争论不休，电影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销，禁止内销。”1988年，电影《原野》解禁，万人空巷，人们试图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后来，向真的第二部电影《风吹唢呐声》又入选夏威夷电影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片子又被规定：“不能外销，只准内放。”

“这些领导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问题，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她最终“逆转”风格，拍了一场“闹得稀里哗啦”的喜剧《三宝闹深圳》，就跟电影说“拜拜”了。多年后，当时尚在世的导演谢晋打电话劝她：“凌孜，你应该拍电影。”她说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该做的事情”。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柺棍送客。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样的事，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