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点招”点中谁的死穴？

原标题：【媒目】校董“点招”点中谁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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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很快将进入录取阶段。这时，一个热词——“点招”进入公众视野。

据媒体报道，一企业主爆料，他是某知名高校的“校董”，每年捐100万，作为“回报”，每年学校招生时就会给一个“点招”指标。

早在2011年，《科技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点招”是民间说法，事实上叫“选择性计划”，指考生分别达到一本、二本、三本和专科的省控线，但未达到相应批次的高校录取线，由高校降分录取。“指标都由学校主要领导直接掌控”，这类招生，各高校控制在计划招生的5%以内。

据记者调查，自主招生、艺术类招生及补录已成“特招”腐败的重灾区。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一些高校的确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

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经查，蔡荣生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异化”的校董

跟“点招”同时引发关注的还有“校董”。

我国大陆第一所建立校董事会的大学是汕头大学，李嘉诚任董事会的名誉主席。在汕头大学建立初期，李嘉诚先生也22次亲临汕头大学与校董会同仁一起对学校校园规划，办学规模，师资队伍建设，仪器设备的购置，教职员工的生活，学生的学习等日夜运筹。

在英美等国，校董制度的一个作用是防止自主招生腐败。大学董事更像是“立法机构”，不参与大学的日常事务管理，而制订大学规章、大学的长远发展规划，并保持大学的独立性。董事会、校长(行政管理层)和教授形成三权共治的格局。

虽然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并没有“校董会”的法律地位。但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时，纷纷把成立校董会作为亮点，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谈到要成立校董会。

然而《东方早报》称，听起来现代意味十足的校董制度，在现实中，为何在个别地方沦为权钱交易、学术腐败的藏污纳垢所在呢?现实中的某些校董会，并没有改革大学官本位的治理结构，该报更将目前的校园董事会比喻成“功德簿”——向大学捐款若干，就能上“功德簿”。

某些高校的一些校董既非民选，也非学有专长，所做的就是捐钱。他们的出现不是为了制约腐败，而是为“腐败”留的后门。

据人民网报道，前几年，某些高校每年“点招”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在金钱的作用下，某些领导默许“点招”，学校打开“点招”之门，“校董”就这样产生了。

平时不信“佛”的凡人，送上了香油钱，就得到了荫及子孙的特权。更有甚者，将这种庇佑变成生意。捐钱、拿“点招”名额、再转手他人。或卖钱、或转赠“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作为一种隐性投资以求未来更大的回报。

“点招”的后台

“校董”异化，“功德簿”的两头恐怕都难辞其咎。可以说，收受“香油钱”的“有权一方”责任更大。

正如《羊城晚报》所评，更令人羡慕的不是这些有钱人，而是掌握着招生名额的学校。买“点招”的校董只不过是这个生态圈的“低端”群体。卖“点”的校方和接受“点招”进贡的官员才是吃肉的，有钱人配合完全了这个利益链，跟着喝了汤。真正“不是‘校董’有钱而是权力无价”。

在国人看来，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几乎也是众多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守护“圣地”的校方如此地“入世”，影响的不仅是公平的“招生权”，还伤害了人们的信念。

《扬州晚报》调侃道，校董的介入，又给本来公平的高考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你考得再好，说不定也拼不过富二代，因为他们有一个当校董的爹或是认识校董的爹。

对于“校董”为何获“点”，《新京报》社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我国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很多类似的异化，原因在于改革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力量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就对改革进行“自定义”，结果是，在国外学校办学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机制，被“引进”之后全部只有概念、形式，有的甚至成为贪腐的帮凶，利益输送的管道。

《新京报》建议，改革的方案，应该由全体教师、学生参与讨论、制定，像成立校董会这么重大的事件，绝不能由行政主导，如此，校董会才能为学校办学注入正能量，而不是变成败坏学校风气的利益场。

其他媒体也纷纷献计献策，莫把“点招”变成“点钞”，根治“点招”腐败，尤须信息公开。权力纳入法律框架之内运行，才能堵住权钱交易的“暗门”。

看来，查处“点招”不可“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