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局中局：有情节的古董入门书

原标题：马伯庸的局中局：有情节的古董入门书　

“1909年，慈禧入葬东陵。据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记载，随葬玉石有700多件，又倒入4升珍珠、2000多块宝石填棺，总价值超过纹银5000万两，东陵的豪华气派压倒紫禁城。而这一切，都在孙殿英炮轰慈禧墓时，暴露在了军阀面前……”有“文字鬼才”之称的马伯庸自2012年推出集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式小说《古董局中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时隔一年，马伯庸推出《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围绕《清明上河图》展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近日，《古董局中局3：掠宝清单》也与读者见面，该书的故事围绕乾隆九龙宝剑展开。九龙宝剑是慈禧的陪葬品，后来被孙殿英盗走，请戴笠转送给蒋介石。戴笠让军统特务马汉三暂时保管，后来落入川岛芳子的手中。几经辗转，戴笠又得到宝剑，坐飞机回南京时机毁人亡，宝剑烧得一干二净。孙殿英、戴笠、马汉三、川岛芳子都死于非命，给九龙宝剑增加了神秘色彩。在谈及为何对古董题材如此热衷时，马伯庸表示，相比起把当今读者带回古代世界的历史小说，古董题材更微妙一些，它是把古代世界的器物带到当今时代，通过“古”与“今”的纠葛缠绕，来说出一些道理，表达一些情绪。“我在写过历史小说以后，一直想尝试着逆向操作一下，古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个成熟的男人，愿为某种事业卑微地活着

记者：《古董局中局3》中的主角从许愿变成了他爷爷许一城，背景也从现代移到了民国。为什么这样写呢？有什么创作方面的考虑吗？

马伯庸：民国是中国古董行当的一个大转折期。从反面来讲，乱世掠宝愈加猖獗，达到高潮，出土了不少东西，但损毁湮灭的更多，实在是一大灾难；从正面来讲，这也是引入西方学术成果和科技的高潮时期，加上国人学者自身的努力，形成了现代意识的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建立起了现代考古的雏形框架，后世获益良多。

我选择的这个故事背景，正是从大乱到大治的一个关键节点。希望让读者知道，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并非几纸政府公告那么简单，它是在混乱时世中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多少人的不懈努力，才成为保护文物的参天大树。

记者：金庸有句话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董3》塑造了许一城这个角色，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为了信守对朋友的约定，为了守护文物，抛下待产的妻子，一个人去对抗一支军队，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这在现实生活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最后他被判定成汉奸枪毙了。在你心中，许一城是怎样的一个人？

马伯庸：塞林格在《麦田捕手》里曾经说过：“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愿意为某种事业卑微地活着。”在我心目中，许一城就是后者，他是个英雄。一个英雄不一定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会为了心中的理想做出任何牺牲，包括自己的身后之名。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很多仁人志士都是如此行事。这样的人，是时代前进的真正动力。

记者：《古董3》是一个特别有真实感的小说，你曾说许一城也有历史原型，他的历史原型是谁？

马伯庸：没有特定什么人，许一城实际上是那些为了保护文物呕心沥血的人们的一个综合体。在鉴古的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真心热爱着古老的传承和文化，这种爱不是据为己有的私欲，而是真正无私的关怀。他们默默地研究着，默默地守护着，不求名利，只希望在死前问心无愧地说上一句：“文物自前世遗下，经我而传，可至后世。”

记者：清末到民国，文物大案很多，书中这个时间点前后也有很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盗掘事件，为什么会选择东陵盗案呢？

马伯庸：因为东陵盗掘案号称是民国第一大盗案，影响之大，非其他案件可比。而因为此案的推动，中国开始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着手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乃是现代文物保护法之滥觞。这其中的意义，我希望能让现在的读者了解一二。

我是古董“精神收藏”的拥趸

记者：古董系列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支那古董账”和“支那风土会”，日本政府曾公布过一个“国宝清单”，列出87件国宝和二百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了宋徽宗的书画等多件在近代从中国掠走的珍宝，这些是否就是《古董3》中所说的“掠宝清单”的一部分？

马伯庸：没错，这个就是《支那古董账》的原型。日本从晚清开始，就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物掠夺行为，而且还不断派人来中国，打着学术旗号行盗掘之实。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真心以研究为目的的学者，但从大环境来讲，这些都是文化掠夺的一部分。

记者：你怎么看待流失文物回归？有人说高价赎买中国流失文物不值得提倡，你怎么看？

马伯庸：我个人觉得高价赎买流失文物应该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爱国收藏家，用自己的钱赎买文物回国，这是令人尊敬的行为。但国家有组织地赎买就不太妥当了，会造成一个先例，从而使接下来的追讨工作都变成买卖。从法理上讲，大部分文物当初是被非法掠走的，理应无偿归还。国家行为不该赎买，只能追讨，虽然这个难度非常大，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听说最近中国在联系其他一些曾经饱受文物掠夺之苦的古国，联合追讨文物，这是一个很好的姿态。

记者：你在“古董系列”之前的长篇小说更多集中在三国历史这块，是什么促使你写了这样一个发生在近现代的故事？而且是和一个家族相关的？这个家族主动选择了一个站在阴影里的守护立场，他们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功绩或者事业。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家族作为系列主角？

马伯庸：保护文物的精神是很伟大的，但光这么说，纯粹就是口号，显得假大空。我希望这种精神能够降临凡间，落到实处，变得真实可信，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家族，成为这种精神的代言人。这个家族像所有的凡人一样，有私欲，有纷争，有悲欢离合，但内核对文物的爱，却始终不变。

记者：对于文物和古董收藏，您提到过有关“精神收藏”的概念，在书中，许一城说古董鉴定和考古的区别，提到“考古是"为国史鉴定，为民族掌眼"”，你同意这个看法吗？能不能详细说说您对收藏和文物的态度呢？

马伯庸：我个人属于精神收藏的拥趸。文物该是全民共有，而不是一人私藏，最好的办法是放在博物馆里，供大家一起鉴赏。我喜欢古董，不是喜欢它值多少钱，而是喜欢它本身的气质、传承以及背后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放博物馆或放家里都一样，谓之精神收藏法。

记者：你写过与三国相关的小说，你觉得写民国背景和三国背景的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差异？　　马伯庸：三国小说可以写得飞一点，那个时代太遥远了，大家都不了解，可以有发挥空间。而民国距今不远，必须要查阅大量资料和细节，稍微一不留神读者就会看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民国比三国要难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