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万物的顶点

原标题：人不是万物的顶点

资料图

《人类简史》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社2014—11

《万物简史》（彩图珍藏版）

（美）比尔·布莱森著

严维明、陈邕译

接力出版社2007—5

人已拥有近神之力，却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惜，与其指望这般的危言醒世，我们还真不如寄希望于好运眷顾。

在Youtube上看到一位荷兰生物学家弗朗茨·德瓦尔的演讲视频。德瓦尔供职于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专长是研究灵长类的行为和心理，他介绍了他的团队做的一个实验：把两只僧帽猴放在一起，中间有挡板，猴子能互相看到却够不着。两只猴子受训，捡起手边的小石子，送出笼子，就可以得到奖励——黄瓜。然后，笼子外的人变招，给一只猴子喂葡萄，另一只仍喂黄瓜，后一只猴子见状，吼了几声，捡起黄瓜，愤怒地朝外边的人身上扔去。

老外观众都是很奔放的，黄瓜刚扔出去他们便哄堂大笑，然后是一片掌声伴着喝彩。从动物身上看到人类的脾性，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正如小狗取报纸，猴子碎核桃，鹦鹉识单词和颜色，我们喜闻乐见的动物绝活，都是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能力。在种种相似之中，人依然是度量其他动物的尺子——是猴子像我们，而不是反过来，我们像猴子。

但德瓦尔会反过来看，他是受过人类学训练的生物学家；在《人类简史》中引用了这一实验的尤瓦尔·赫拉利也会反过来看。你可以问他，人类凭什么总是要想到自己同猴子的亲缘？又凭什么一再强调黑猩猩不比人类逊色？君不见，让一只黑猩猩活上百岁，它也学不会怎样开汽车，怎样连接无线网，怎样发电子邮件？赫拉利的回答是：论集体，人和动物相差甚远，但论个体，我们真的没有甩开灵长目多大一段距离。

时下科普很热，《人类简史》是一本超级科普畅销书，自从2012年出了希伯来文第一版，它和它的作者的知名度就迅速扩张到以色列以外。才读第一章“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我便找来另一本科普名作，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的《万物简史》对读。果然，布莱森也特举了黑猩猩的名字，也是强调同而不是异：“作为生物，我们在99.99999%的历史时期和非洲黑猩猩有着共同的家谱。有关史前的非洲黑猩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它们的情况是怎样的，都和我们的祖先别无二致。”

博物学家以特有的谦卑，代表大众向我们的先祖，以及被他们渐渐甩下的远亲们致礼。他们的证据，说出来似也无甚高论，赫拉利说，我们的身体和黑猩猩很像很像，我们的情绪、感官，也都很相似。人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观察一个人类家庭，你会发现他们同一群黑猩猩有很多相似点，都会嫉妒，怀私，外御其侮，都有阶级意识和家长制，等等。

那么，为什么我们登月，我们分裂原子，而猿猴们却只能关在实验室里和动物园里？赫拉利接着说，因为我们是唯一能灵活地展开大规模合作的动物——只有“智人”，即homo sapiens，人属中的一个科（《万物简史》里揶揄说，homo sapiens乃我们覥着脸自诩的一个人科）能做到这一点。猩猩、猴子、狼之类也会合作，但只能在一个彼此都认识、都熟悉的环境下展开。一对一，十对十，人类未必能力胜黑猩猩，但一千对一千就不同了。你把十万个黑猩猩放到华尔街去，肯定一团乱，但你把十万个人放过去，他们就能举行宗教活动、交易和运动竞技。

人类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些的？因为人类能够想象。上帝、人权、金钱、国家、民族，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我们同陌生人合作，就是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些想象物，相信想象出来的故事，并且把它们传播出去，给更多的人。渐渐的，亿万人就都遵循同样的行为规则了。可是你能告诉一个黑猩猩说，你要好好的，多做善事，这样死后上天堂，有吃不完的香蕉吗？它会相信吗？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个体人并无神力，人类强在集体力量上。所谓“认知革命”，有了它，各地素不相识的人便能信同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遵守同一套规则：不管是货币、宗教、国家、民族，都是如此。我觉得，“想象”一词既戳破了某些天赋神话，又没有褫夺人类自命比其他物种高明的权利（因为的确高明嘛），赫拉利的解释模式，可谓是清通到位，左右逢源。

最优秀的头脑会具有同等层次的清醒。其实，关于“智人”这一人科，布莱森便曾暗示说，它也是一种想象。因为我们关于其他几个人科，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爪哇人的可证信息，远远超过了“智人”。“智人”像是人类为了捍卫自身的独特性而虚构出来的一支，正仿佛犹太人为捍卫自己“上帝选民”的身份而创作了《旧约》一样。古人类学家能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智人起源于非洲，大致经过两次“走出非洲”，散布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而那时，地球上还生息着人类的其他几个支脉，它们都消失了，但专家们说：尽管尼安德特人之类已灭绝，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息的时间之长，却要令笑到最后的智人甘拜下风。

“我们不是万物的顶点”，布莱森引用了人类学家塔特萨尔的这句话，“我们生活在这儿，一切都并非必然”，但“部分出于人类的自负，我们往往将进化过程理解为实际上是人类产生的一个过程”。这种自负，按我的理解，切合了最常见的一个逻辑幻觉：前因后果——发生在前的为因，发生在后的为果，于是人类理所应当地登峰造极统治万物，其他灭绝了的都是为我们前行的铺路石。爽吧？

《万物简史》敦促读者放下自负、回归谦卑的主要办法，是只给了人类不到1/10的篇幅，布莱森用之前的其他篇幅，由远及近，由大及小，讲述宇宙、银河、太阳、行星、地球、冰川、地壳、海洋、火山、夸克，讲述生命那极偶然极意外的起源。《人类简史》虽然专一地聚焦于人类，但也叙述了人类是如何引起“毁天灭地的大洪水”的，这洪水冲毁了森林植被，杀死了无数生物，奴役余下的生物为己用，此外，极有可能也消灭了人类自己的同源近亲——那些与“智人”同时存在的其他人科。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迷人的罪行，有多少文学和思想人士为之陶醉！除掉其他种群的狂热从何而来？为什么在孪生成对的形式下，总有一个必须死掉呢？还有，为什么到处都必须消灭二元或多元的存在，去建立一个物种、一个种族、一个主体的垄断呢？

赫拉利竭尽所能，把人类如何一步步实现垄断写得深入浅出，这里涉及多场革命：认知、农业、工业、科学，而每一场革命都既是一次空前的进步，又伴生着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伦理危机。是的，伦理危机，一度我觉得他要落下环保主义者通常都会落下的口舌——伪善和滥情。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并不呼吁所有人都吃素，尽管他描写了新生的小鸡怎样被工业生产线日日屠杀，他也并不向人们强调农业的质朴厚道，甚至还说农业限制了人的活动范围，让人昼夜劳苦，不如生活在采狩时代那么奔放——这个观点相当有名，对赫拉利影响甚大的贾雷德·戴蒙德，就是主力吹鼓手之一。

读过《人类简史》，你不会怀疑赫拉利是个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然而，你又可以发现，他在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之间划清了界线：达尔文主义是只问成败，不论苦乐的，只在乎从适者生存的竞赛里胜出，不在乎这个胜者是否感觉到了幸福，也不在乎他如何对待其他“进化失败”的物种，是驯养是猎杀，是关进动物园还是收作宠物。

伦理危机，于焉而生。《人类简史》所受的一大称誉，就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博爱：人类既垄断了进化链，便有责任增加万物的幸福感。

以前看过一本通俗小说，讲某人意外得知，世上存在一本记录耶稣真实行状的羊皮书，书中的耶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毫无神力的木匠的儿子。此人认为，将此书公之于众，就能一举颠覆基督教。这是幻想。同理，告诉众人人类和黑猩猩没什么区别，或是智人曾杀戮、灭绝自己的近亲，又或是“智人”概念纯属虚构等等，便能让人学会收敛，削减物欲，学得谦卑——这也是幻想。

赫拉利摈却了幻想。技术制造了伦理灾难，但解决问题也只能靠技术本身：科学和工业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廉价的人造肉类。事实上，我们已在实验室里开发出肉类细胞，尽管目前它还很贵（第一个人造汉堡包要卖30万美元），但未来，宰牛杀鸡或有彻底成为往事的一日——这个结论想必可让各方（实业家、科学家、环保主义者、肉食者大众）皆大欢喜，只是悲悯心再也靠不住，难免让人五味杂陈。

“啊，我们真是好运！”布莱森叹道。得是多少因缘际会，才能让一支人族于茫茫寰宇里的一粒尘埃上繁衍至今。而说到将来，人类该怎样延续至千秋万代，永无尽头，他用了一个否定句：“仅有好运是远远不够的。”赫拉利则谨慎地放出一句危言：人已拥有近神之力，却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是对的；可惜的是，与其指望危言醒世，我们还真不如寄希望于好运眷顾。供图/武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