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僧”院士光脚布鞋照走红(组图)

以下为文章全文。

整个上午，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点火，而他自己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

他的语速很奇怪，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锅头的习惯，你甚至会怀疑他早晨多喝了几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人生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但他说自己绝不是什么弄潮儿，因为他懒得弄。他说自己一直学不会说假话，直到1965年那篇文章惹了麻烦之后，才发现假话不要说，真话也不能随便说。尽管他声称“闭嘴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太痛苦”，但整理录音时就会发现，这个追求简单的人还是说了很多。

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

经济观察报：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李小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家教虽然严，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四岁的时候，他们没地方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上学也没有动力，从来不想去考高分，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但我做题比较灵，也比较快，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

经济观察报：上了大学还这样吗?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不爱做作业。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置疑”，“置疑”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补完再去参加考试，免得不及格。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置疑”是很丢脸的，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跟老师乱扯一通，临走时，老师总会说，你别置疑了，去考试吧。

经济观察报：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

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

经济观察报：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

李小文：在农场就是磨时间。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只能等，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郁闷”。不过，我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门手艺，所以在农闲时，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拖拉机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顾夫妻关系，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当时是很高兴的，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进工厂后，感觉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过。我不会表现自己，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一开始，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后来，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让我负责，还让我带了个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奋，把徒弟教会后，就回家带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停电以后，他没拔插头就走了，来电以后，门市部就失火了。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可我是他师傅，自然也要做检讨。门市部被烧没了，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

经济观察报：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

李小文：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考研也挺偶然的，那天，我在绵阳的厂里，下午4点，支部书记过来聊天，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就说，考也行。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