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涛：“写意主义”的集大成者

韩玉涛先生接受采访

二、“戏迷”的美学情缘

现在，韩玉涛的身份已经是美学家，但其实最初他对美学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我从小是个戏迷，我的一个表哥是德州有名的琴师，他们剧团距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经常接我去看戏，当时差点去学戏”。后来到北京读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但戏曲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从1952年到1958年，看戏很方便、便宜，北方昆曲剧院四出戏才五毛钱”；这个爱好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中学毕业后填写志愿，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师院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对于这次的志愿填写，韩玉涛解释说是“调皮、闹着玩”，因为当时北京师院中文系分配都在北京工作，并且吃饭不要钱，家里给钱他都可用来看戏、买书。“甚至有一次在长安剧院楼上看川剧《拉郎配》，结果看着睡着了，差点摔下来”。韩玉涛饶有兴趣地清晰的回忆着当年看戏的点滴生活。

要说韩玉涛与美学的结缘，不得不提到建国后第一次“美学热”。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在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于1956年6月的《文艺报》发表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随后学术界、文艺界的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韩玉涛第一次见到“美学”这个词，“当时都不太懂，好多词和人名都没听说过，比如利普斯、普鲁斯等，当时很多书都没翻译过来”，但当时他对王朝闻的《以一当十》印象深刻，也对美学有了最初的认识。

1962年对韩玉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韩玉涛大学毕业后正等待分配，当时他自愿去北京郊区教学，“看戏不方便，所以要做个小结”。于是在当年的8月16、17两日内，他完成了《写意论》的第一个大纲。当时他把稿子夹在书中，后来在红卫兵抄家过程中只剩下一万多字，“红卫兵不懂，就把它扔在地上了。”

在此之后，韩玉涛被分派到北苑教书，这时他对美学还不是很感兴趣，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读书，“教书的十五年间，其实也是我的读书时间”。期间他跟随尚爱松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陶渊明、杜甫、李白、龚自珍以及《史通》等都读。“尚先生领着我从根上补了中国文化”，“他词必己出，绝不重复别人的话。对于谈论的话题，他或者说不懂，或者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老头很值得怀念。”韩玉涛坦言道，他受尚老师影响非常大。

美学再次跟韩玉涛发生关联是在1978年，当时在朱光潜和李泽厚的努力争取下，韩玉涛被调入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8月5号报到，8月12号领了借书证”，他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借书证对他特别重要，有了它好像就有了一切，从此也开始并不轻松的社科院生涯。其实，韩玉涛当年调入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刘正成曾撰文写道。

在这段日子中，韩玉涛更多的就是“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当时坚持研究写意论，但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最后他发现了九方皋相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