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离婚困境：为房子为孩子为拆迁款

为了一套房子、一个孩子、一个学位、一笔拆迁款、一笔取暖费……他们“离婚”了。为了结婚买房，又为了买房离婚，这正是一部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困境。

离婚有风险：买房须谨慎

杜太太心里的一根弦断了。

3月6日，她和老杜在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离婚证，13天前，也就是2月21日，他俩才刚刚在同一地方领了结婚证，握拳宣誓的那一刻，曾经让她觉得很神圣。

“办了离婚，就像是心里的一根红线被剪断了，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心态被改变了。”

那天，去离婚的人很多，杜太太的身边就坐着一对为买学位房而来离婚的夫妇，她向他们请教怎样写好离婚协议，依照前辈的指引，她在离婚原因一栏写下：夫妻感情不和。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一套房子。

自2010年起，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

杜太太是上海人，老杜是北京人，他们是去年认识的。

来上海前，“IT男”老杜贷款在北京五环外买下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杜太太并不想离开上海。婚后，他们很快看中了上海外环一套96平方米总价180万元的二手房。

老杜卖了北京的房准备交首付，但夫妻俩发现，2011年出台的“新国八条”“认房又认贷”的强制性规定使得他们“被二了”杜先生虽然卖掉了第一套，但留下了贷款记录，杜太太没房也没贷款记录，但即便用她的名义买房，她也会受丈夫有贷款记录所累而“被二”，“就像是在我们身上打了钢印一样”。

杜太太婚前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被“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的政策困住了。杜太太算了笔账，如果首付80万元贷款100万元，首套房贷利率是8.5折，二套房贷利率是1.1倍，两者利差相差30多万元。

银行的信贷员给他们支了个招：要想二套变首套，政策性离婚，“新国五条一出，二套的利率很可能会升到1.2、1.3倍”。“很显然，我们是被政策误伤的人”，杜太太说，当双方父母得知要通过离婚来买房的消息后，叹了口气，骂道：“变态的政策。”

杜太太和老杜离完了婚，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

自2010年起，离婚便成为中国历次房产新政打击炒房客误伤刚需族的副产品。今年3月1日，“新国五条”细则出炉，限购限贷愈紧，其中对卖家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升值部分征收20%个税的规定，成为狙击二手房交易的一道“杀手锏”。为抢搭政策末班车，“过户潮”、“离婚潮”屡创新高。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性离婚成了开发商、房产中介、银行信贷员、买家和卖家的一场合谋。

开开心心来离婚、高高兴兴去买房的场景在各地民政局门口上演，郑州市房管局的办事员连续加班一个礼拜，结果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有窗口工作人员累到休克，被救护车拉去医院抢救。

“一边发钱，一边征重税，压房价，这就好比一边在洗澡盆里放大水，一边用个脸盆压水花！”

深圳的王太太最近也离了，因为第三套房子。

王太太是在2002年去的深圳，次年，她在父母帮助下花62万元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2005年，她和老王结了婚，两人花108万元合买了一套155平方米的婚房。老王是深圳一家知名台资企业的大陆高层干部，这家企业为留住核心人才，推出了一项配房的留才政策，条件是要续约8年才能过户，2006年，老王续了约，分到一套公司附近107平方米的房子。

今年，王太太和老王想去办理过户手续时，他们遭遇上了深圳“本地户口限购两套房”的限购令。王太太打电话给房管局，房管局重申了政策。老王的公司只给了两周办理期限，如因个人原因无法过户，你要么放弃，要么在成都或烟台选一套同等价值的房子。

于是，老王像他们身边的许多同事一样，走上了政策性离婚之路。老王净身出户，把房子、财产和孩子都给了王太太，这让王太太的父母非常感动。王太太给限购的评语是“这是违反市场规律、反人性的政策”，她质疑道：“天天出国十条、国五条，可是你看看照样有房叔房姐，政策真正打击到的是投机者还是小老百姓，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降房价的关键是政府要让利：降地价、多建保障房、慎发货币，而不是屡屡在发展商和消费者身上下刀子！”

王太太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她最大的纠结是，到底要怎样跟孩子和老师解释她目前的婚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