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生：要让年轻人容易获得首套房

新加坡的组屋交通配套齐全，走出屋子就可随意选择公车和轨道交通。图为一座组屋旁恰好就是地铁站。

原标题：新加坡前政务部长：要让年轻人容易获得首套房

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为佛山社会建设工作勾勒出一个美好愿景：社会管理在改革的同时，要继续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创新。于是，坚持民生事业优先、做好社会组织培育、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相继进入公众视野。对此，为新加坡政府工作超过20年、曾官拜政务部长的曾士生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佛山应突出居民公共服务“底线均等”。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让年轻人容易获得首套房。

■人物简介

曾士生：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拥有英国牛津大学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1997-2011年担任国会议员。历任新加坡总理公署、社区发展与体育部、教育部、贸工部等部委的政务部长。曾任新加坡中国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总裁。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的创会执行理事长。目前在私企发展并兼任数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研究专长是新加坡公共政策。

让穷人富人“杂居”加深交流

现在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是买不起第一间自己的房子，如果首套房都买不起，告诉他说今后有很好的前途，没有人会相信你。所以，当务之急，是帮助年轻人买第一间房子。

南方日报：如今，佛山保障房的建设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但保障房选址偏僻等状况被许多市民所诟病。这种通过政策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居住群体，让不少民众与专家担心会造成新型贫民窟。对此，你如何看待?

曾士生：首先，这些保障房即使地处偏僻，只要政府把维修做好了，这地方是不会变成贫民窟的。

从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来看，新加坡推行的是“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大多数土地是国有，政府在土地上建设房屋销售，国民拥有的只是房子本身，而不拥有土地。目前，全国住房拥有率已达88.8%，有85%左右的人购买或租赁了政府组屋，并形成了居民“杂居”局面。

新加坡组屋的杂居不仅是各族杂居，而且是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不同大小组屋开放式混居在一起，而且在组屋区是没有任何围墙的。因为我们认为不能让富有的人主宰富人区，贫穷的人住在贫民区，应该让他们彼此之间有机会去见面交往。

因此新加坡人碰到生活水平比自己低一些的不会在文化上有太多的差异。这种状态下会形成一种“他们毕竟还是我们的邻居”的思维，能够引起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不会形成贫民窟的。

如果佛山能搞一个类似于建屋发展局的机构，让它来进行类似新加坡组屋建设的试点或许大有可为。做法就是政府不要把土地出让，年轻人买到的就是四面墙的空间，价格比较便宜，但他们打开门出去就是政府的地，走廊是政府的，电梯是政府的，下面的绿化也是政府的，维修工作也是政府的，大家必须交维修费，可能比佛山现有的保障房政策更有保障些。

另一方面，组屋还能解决年轻人买首套房的难题。现在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是买不起第一间自己的房子，如果首套房都买不起，你告诉他说今后有很好的前途，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当务之急，是帮助年轻人买第一间房子。相信你们的保障房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而且这种做法好处多多。你可以看到，在新加坡，政府确保了85%的组屋占有率。这样政府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的营运指标，你必须要达到这种水平，没有这种水平居民就不买商品房，会来买政府的。商品房你不管怎么做也不能太低于这个指标，这就会对市场有一个引导作用。如果商品房价格太过离谱，居民就肯定会搬到政府组屋区。

在新加坡你会发现，炒楼不好炒。因为新加坡只允许居民买卖两次组屋，这就意味着居民一辈子只可以炒一次房。如果能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住的问题。

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与制衡

通过强有力措施，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与制衡，就可以很好地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并引导其向更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发展。

南方日报：过去社会组织注册需要挂靠一个部门，但随着社会组织注册的放开，这种情况已不存在，这也带来了全市社会组织的高速增长，局面令人惊喜。但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多，如何管好数以千计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当局者颇为挠头的问题。

曾士生：我觉得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组织定义得更清晰。那些能够享有优惠政策的，应该单列出来注册;比较需要管的，注册处要放在对口的相关部门里。如，新加坡武术教练注册，就在警察那里。

注册之外，要懂得控制与制衡。武术教练之所以注册，是不让他形成黑社会。注册后他们每年都有选主席，机构肯定会有一个顾问，可能是一个高级警官进行监督，防范其对社会带来的风险。你来注册，才能教人们练武，总会也帮你弘扬传统武术。你不注册，在教授武术及参加活动方面会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方面，新加坡有一个国家福利理事会，社会服务组织要去那里注册，因为理事会旗下设有全国福利基金，如果注册，可以申请理事会资助机构活动。

如果是一个慈善组织，就可以去全国慈善组织注册局注册，注册后机构搞筹款活动时，有关当局比较愿意批，参与活动的捐款人可以得到税务优惠，没有注册随便筹款是犯法的。且慈善组织各种活动必须申报，每一年必须要有报表，就好像控制上市公司一样，否则这个钱你拿去一点事情都没做，自己去享受了，怎么和社会交待?

通过强有力措施，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与制衡，就可以很好地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并引导其向更高质量的社会组织发展。这种对社会组织的制衡同样适用于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如果向社会组织放权后，你对这个社会组织没有监控，那内部发生舞弊、挪用公款、主席不见了怎么办。所以放权之中必须要有监控力，尤其是放权中包含有动员资源能力与政府资源下放，一有这种情况必须要有监控体制，否则出了问题，你如何处理?

基层领袖与法定机构共同服务基层

社区里有一些活跃的人、比较受群众尊重的人、乐施好善的人，我们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一张委任状，成为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成为基层领袖，在一定领域里，能协助管理当地事务。

南方日报：经济的发展让佛山城乡之间的距离逐步缩小，村民们也希望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服务。目前，佛山通过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向村一级延伸，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城乡管理差距。然而，村民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给佛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士生：新加坡人民协会或许可供佛山借鉴，这个组织是政府的法定机构。新加坡有87个选区，每个选区成立一个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是由人民协会委任的。我们的社区里会有一些活跃的人、比较受群众尊重的人、乐施好善的人，我们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一张委任状，成为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成为基层领袖，在一定领域里，能协助管理当地事务。

公民咨询委员会成员最主要还是当地居民，这样意见才会有倾向性。这些基层领袖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由于他们在当地居民心目中非常受尊敬，所以他们的工作会做得很好。要确定基层领袖是否得到居民支持，可以从委员举行的活动中很好体现。如果你的活动都没有人来，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根本不是一个受尊敬的人，他自然会被要求离职。

人民协会在每个咨询委员会里，都提供一个秘书处，秘书处里的成员都是人民协会雇员。作为官员，人民协会会对他们实行专业培训与要求，协调基层领袖事务。这批技术官僚基本是要听基层领袖的话，除非他做的事情和人民协会背道而驰。技术官僚将在基层领袖的指挥下做事，同时技术官僚又需向人民协会负责，人民协会又对基层领袖有委任权，这样就形成一种相互制衡。

公民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有12个字：种族和谐、社区凝聚、民政沟通。他们的工作、活动就围绕着这12字。人民协会对他们每个月的开会议程都有规定。委员会将根据不同议题，邀请当地警察部、民防等部门来到现场。如果居民对警察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那么他们在会议的时候向警察代表直接提出。而且活动每个月都要检讨得失，进行得怎样了各小组都要进行汇报。

我们对所有基层组织有一个评分，主要看他们组织什么活动，每个活动有多少人来，种族分布是不是很杂，来人多的和杂的都有加分。每个活动的分数都加好了交到人民协会，每年加起来，基层组织就有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

高水平人才有助于减轻社会管理负担

低端劳动力从内地跑来沿海地区，付出的代价是比较高的，孩子、老人没人照顾，迟早会引起社会大问题。他们回去也会缓和家乡社会问题。

南方日报：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佛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一批外来人口以产业工人为主，在如今佛山的社会治理中，最为关键的话题之一就是本地人与外来人如何融合，并对外来人口给予认同。

曾士生：佛山要转型，转型以后不会依赖太多非熟练工人。如果今后有外来人口，一般是熟练工人或者是本地没有的人才。

如果是这样的话，佛山应增加有关培育熟练工人的院校与大学，比如，苏州工业园搞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用来培养熟练工人。他们还搞了一个高教区，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大学到高教区搞教学点，这样一来就可以吸引很多愿意来这里学习的年轻人。而且这些都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学习之后可能就会在佛山找到他们的岗位，这些岗位显然就是一些工艺技术水平比较高的。

如果佛山加快经济转型步伐之后，来的都是比较高水平的人才，或许佛山方面的社会负担也会比较小。因为基本上，医疗、储蓄他们可以自己应付，不需要依赖政府，而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比较少一些，佛山社会治理的形势会得到很好的改变。

现有的低端劳动力，来自内地，问题也不大。因为他们的家乡经济水平也在提高，他们可能以后会觉得，我留在家里吧，可以继续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他们从内地跑来沿海地区，付出的代价是比较高的，孩子、老人没人照顾，迟早会引起社会大问题，他们回去也会缓和家乡社会问题。

你吸引高端人才过来，面对社会问题会比较少，而这些低端劳动力回去，减少了他们家乡的社会问题，如果这样将会形成双赢局面。

■案例

社区俱乐部：

源源不断注入社会“和谐因子”

如果把新加坡看作一个人体，社区民众俱乐部就是它的骨架。俱乐部是新加坡为民众增进沟通进而参与社区大家庭生活的主要场所。在新加坡采访期间，常常可以看到民众俱乐部的标示在眼前闪过。终于，在一位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记者如愿来到先锋民众俱乐部探访。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一座看似体育馆的大型建筑物。“这就是先锋民众俱乐部” 居民王博告诉记者，在新加坡通常一个俱乐部服务的对象是15000个左右的组屋家庭。

民众俱乐部是整个社区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它向社区居民提供各种休闲和学习机会，政府也通过文化、体育、教育软性的活动来传递政府的信息、政策。记者来到先锋民众俱乐部的时候恰逢新加坡的公众假日“塞班节”的前一天晚上。走进俱乐部，接待居民咨询的工作人员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进门处的告示栏中，有各种培训班、兴趣班以及活动团队的招生信息，更多的是“关怀信息”，如针对居民紧急困难的“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关怀基金”动态等。在俱乐部服务台前，正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的义工告诉记者，这里的各种培训班收费极低，一般新加坡币几元钱就可以报一个班。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有三层高的民众俱乐部设置了一个大型的图书馆。从一楼到三楼的一半都属于图书馆的范围。走进图书馆，记者发现这里的图书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有儿童读物，有华人比较喜欢的武侠小说，亦有专业性很强的书籍。

第二天就是假期，来图书馆的人显得特别多。“这里属于免费借阅，基本上你想找的专业书籍都能在这里找到，在国内部分大学的图书馆也未必有这里的书籍齐全。”王博说。

而先锋民众俱乐部不仅仅是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活动的场地。它也负责收集有关全国性事务和政策的民众反馈意见，从而构建和谐社区，还充当社区居民的紧急避难所。

“几乎所有的民众俱乐部属下都有5个重要组织，分别是针对60岁以上的年长者的乐龄执行委员会， 15岁到35岁的青年执行委员会，针对妇女的妇女执行委员会，针对少数种族的马来活动委员会和印度族活动委员会。”王博说。

居民意见最大限度得到反馈及解决后，自然而然的带来了整个社区的居民融合，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而在先锋民众俱乐部内，记者也确实看到，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这里都很自然地互相交流。“在新加坡的社区里，最大的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王博说。

像这样的民众俱乐部在新加坡共有100多个，其强大的磁场效应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和谐因子”。反观佛山，目前全市社区几乎没有社区能够拥有如此齐全的、服务1.5万个家庭的公益性服务设施。民众的交流更多的是在密闭式的小区交流，邻里之间往往被那堵水泥墙所堵塞，住上几年，邻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未必能分清楚。如此少的交流，往往带来的是居民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不高，何谈互助，何谈和谐。

■观察

公共服务型政府中的“政府责任”

“新加坡政府会做很多事情，市民自己可能都还没想到，但政府都帮你想到了。”虽然受访者不同，但却对新国政府服务有着相同的感受。

在新一轮改革中，顺德和佛山都致力于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只有清晰的边界才能明晰政府责任，推动政府履职。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因为新国是一个经济高度市场化的国度，而政府则致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较好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李光耀自己把“全民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视为新国能够成功的一大原因。

首先，政府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导致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超前引领的角色。李光耀说，新加坡从挖坑入厕到住进冷气房的时间还太短，基础还不够牢固，我们的国民不要视新加坡的成功为理所当然、一成不变和一劳永逸。稍有疏忽、失误和差池，30多年的成果和心血便会毁于一旦，新加坡便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对此，新国政府一直求新、求变，为转型塑造良好的环境。

如新加坡把吸引外来人才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全世界吸引各种人才为产业提供支撑。“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自己就是新加坡吸引外资政策活生生的证明。”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杨建伟说，你不爱它，它对你不好，你不可能在这里待20年，不但人向往之，而且心向往之。他说，不管环境也好，硬件也好，都不重要，新国政府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社会公平、政府廉洁、社会法制三个最重要的东西，让人才在当地非常省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工作做好。“我们还只是一个小专家而已。”

笔者在走访新加坡期间，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人们没有国内普遍的焦虑感。虽然从新币的角度来看，当地的薪酬水平并非很高，月薪中位数只有2500元到3000元新币，但他们基本可以做到“无忧生活”。因此新国政府通过公积金制度的设计，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国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而移除了这三座“大山”之后，国民主要是解决自己吃饭问题。一旦有公众假期，他们都纷纷到邻国度假，生活相对惬意许多。

在经济管理上，虽然新国也设立经济部门，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但政府部门原则上不轻易直接接触企业，所有的任务和目标都通过法定机构来完成。同时政府通过各种制度设计，确保金融、税收等制度可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保障。

尽管不少人都认为新国是威权政治，但政府与民众却保持了畅通的沟通机制，非常重视及时回应民众诉求。在新国销售珠宝的一个小企业主告诉笔者，她曾经给新加坡税务部门写过电子邮件，反映自己因货款回笼不到位，无法及时纳税的问题，跟中国大陆结果不同的是，税务部门非常详细的答复她，并允许她缓缴相关税费，最终让她渡过了经营上的难关。

采写统筹：张培发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刘嘉麟

张培发

摄影：刘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