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最重要原因

“提低、扩中、控高”有现实困难

《瞭望东方周刊》：依靠福利体系建设，通过二次分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比如个税改革，有舆论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个税按照家庭征收？

周天勇：我国的个税问题比较复杂，按照家庭征收还是按照个人征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两个人养活一个孩子，那么按照个人征收合适；如果一家有5个人，两个人工作养5个人，按照家庭征收合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就是结合家庭的收入水平，每户征税，这个实际很难操作，我估计将来还是按照工资征税。

现在有些人呼吁要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就没有几个人交税了，个税就失去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交税可以反哺农民，如果中等收入者都不交税，他们反哺给农民的就更少了，农民的收入相对就更低了。所以说，中等收入者不交税，本质上对农民更加不公平。如果起征点提到1万元，中国的基尼系数会扩大，而不是缩小，这样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相反的，但很多人都被这个观点迷惑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要实现“提低、扩中、控高”的目标还存在诸多的现实困难。

周天勇：“提低、扩中、控高”这种提法，过于抽象和笼统，问题在于怎样“提低”、“扩中”、“控高”。

现在有30%的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如果财政资金越多，教育、医疗、养老等补贴得就越多，因为社会保障是普惠制，低收入者也可以享受到政策优惠。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国家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我国2011年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排第89位，全世界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世界人均GDP的一半多，还是不太富裕。那么多的福利，国家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最后会不会走向希腊那样的结局？而且，我国现在养老缺口很大，国家到底怎么办？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第一，财政到底能拿出多少钱。第二，收入翻一番，谁应该翻番。如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翻番，收入差距会更大；如果私营企业翻番，大量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增加他们的工资、社保，那私营企业就可能死掉了，这些人不仅收入没有了，连就业也没有了。“提低、扩中、控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经济运行中难度比较大。

建立积极的公平而非消极的公平

《瞭望东方周刊》：那该如何解决？

周天勇：我认为狭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没有效果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这样考虑：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55岁以上的老人不能从农村出来，只能通过自然规律使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减少；0~18岁的人口，通过上学走出农村，在城市就业，收入自然提高。这样使老人不断减少，年轻人不断进入城市，通过时间逐步推进城镇化，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建立教育公平的制度。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义务教育从9年扩大到12年，要给每个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为是穷人上不起高中、大学，而富人能上得起，导致富人的能力比穷人强，这样贫富差距就会在代际之间进行转移、继承。国家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儿子成绩很好，可能上别的学校收费很高，但是可以上军校、师范、农业院校、矿业院校，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助。这是建立一种公平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

二是要建立一种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个制度环境主要指创业的准入条件、监管、税费等等。比如大学生毕业一、两年以后想创办企业，如果政府设置的准入条件特别高，税费特别多，那么底层人士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因此，政府应该使这个通道顺畅，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

第三，进行体制改革。首先，打破垄断，对一些自然垄断的企业进行限制，如限制垄断企业的工资、高管的薪酬等。央企要给国家分红，提高分红的标准，垄断企业使用的石油等这些资源，要收取合适的资源税。其次，改革土地制度，要给农民提高土地增值的分配比例，要平等地交易土地，政府对增值土地征税。最后，要把土地出让金改为房产税，抑制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减轻刚要买房子的人的负担，缩小财富差距。

第四，政府要建立适合财力、适合国情的养老、医疗、转移支付、低收入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养老、医疗是普遍的，失业保障对失业人群，住房保障对极少数人，不能人太多，否则财政负担不起。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改革不能脱离现实。

周天勇：在积极推动上述的改革以及建立公平制度的情况下，国家的福利要跟上，最大的前提就是与财力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养懒人，不能因为这个制度导致社会没有效率。

正如前面提到的教育公平制度和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积极、公平的制度，如果不建立这种制度，给低收入者房子、低收入者保障，失业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障，就不是积极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