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美]华裔科学家施一公的美国技术移民之惑

近期，施一公教授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使美中人才处境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果注意这些年中国籍和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数量，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正在稳步增长。不仅是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在美国的科技人才比例也在逐步上升。而这个趋势，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吸取世界优秀人才，这是美国的优势。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这也是美国的巨大隐忧。

当年的疏忽造成今天的恶性循环

美国现代移民政策起源于1921年。这一年，美国制定了《紧急配额法案》，又称《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在此之前，美国人口主要由西欧移民组成，外加一定数量的黑人。但是20世纪初，东欧、南欧以及大量亚洲移民开始涌入美国。为了保持人口比例，美国开始按照国籍控制每年输入的外国移民数量。此时美国政府对于移民并没有特别的甄别。

二战前后，欧洲社会动荡，生活艰苦，大量移民涌入美国。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前所未遇的技术移民浪潮。在此之前，欧洲是整个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区域，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工作者。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找不到工作、受到迫害或单纯想要平稳的社会环境的技术移民开始进入美国。这一波技术移民使得美国技术劳动力的供给达到了空前高度。这降低了科技人才的人力成本，客观上保证了美国在战后的高速发展。

意识到了技术移民对经济的有效刺激作用，美国于1952年订立《移民与国籍法案》。这个法案虽然保留了按国籍区分的配额体系，但是为有特殊技能的人和在美国有亲戚的人额外开了一条没有配额通道。

到1965年时，美国政府进一步修正了《移民与国籍法案》，彻底废除了自1921年开始实行的国籍配额体系，开始根据技能和在美国的亲属关系来决定是否授予国籍。

然而，随着欧洲战后复苏，美国科技人才输入量遭遇了下滑。根据200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和佐治亚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Are the Foreign-Born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U.S. Science?》)显示，1980年，美国科学工作者中有18.3%出生于外国，工程师中有13.9%出生于外国。而1945年前出生的科学工作者中有19.1%出生于外国，1945年以后出生的则只有16.1%出生于外国。工程师中，这两个数字比例分别是17.5和12.4。如果外国科技人才供给量仍然保持在二战水平，那么这两个数字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因此美国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对签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希望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美国。

同时，美国社会也开始争相启用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移民。1976年，美国再次对《移民与国籍法案》进行修订，其中一个并未引起当时人们重视的条款是取消美国大学雇佣外国移民的限制。这一点是出于美国大学协会的游说而写入法案的，其背景是美国大学面临着教工短缺的问题。

实际上这非常容易理解。随着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有财力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而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大学教授，一方面要求有从小学到博士毕业的长达21年的学习(可能还要2-3年博士后经历)，另一方面其工资水平在社会中却并不占据任何优势。即便在今天，美国集装箱卡车司机一年薪水都有十几万美元，而一般大学教授却只有8-10万美元。因此，出身相对贫苦的外国技术移民，无疑是补充大学教工不足的最宝贵资源。

其实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培养科技人才是非常花钱花时间的。而整个他们又是整个经济不可或缺的。外来技术移民的供给，使得技术劳动力的价格下降，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得到刺激。对于美国来说，能够从整个世界吸取科技人才，这是它的优势。因此自1976年起，美国数次修改法案，放宽各个行业雇佣外国科技劳动力的限制。

但是，谁也未曾料到的是，这个移民政策导致了更深刻的社会转变，使得美国科技人才局面进入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