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忆当年】任志强：第一封写给女孩的信

我第一封给女孩子的信就是写给大院中的青梅竹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内的同一个楼门内，只是在不同的楼层。

70多里的夜路，我一个人在狼嚎伴随中，坚定地奔向了火车站、奔向了新的希望。许多人从电影中、歌曲中看到或听到过那个时代有关“小芳”的故事，但实际生活也许并没有那么浪漫，“小芳”只是部分地区的个别现象。

从整个延安地区插队回京之后的统计情况看，实际与当地人成婚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小芳”的故事则在万分之一以下了。更多的情与爱大多仍发生在同学之间或原有的生活圈子之间。“文革”混乱时期曾有过许多“拍婆子”的故事，这种恶性争夺的不雅并没有像“小芳”一样广为流传，但却成就了更多的婚姻。

当年插队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从15岁到23岁之间。年龄小的同学尤其是初中生也许还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而高中生中这种朦胧的关系早在插队之前就开始了。许多人正是由于家庭变故，父母都被打倒或关入“牛棚”等相似的命运，在困难中不得不靠相互帮助来面对无法确定的未来。抱团取暖优先产生的情在天长日久的接触中慢慢变成了爱。还有一些则是在处理困境时展现出了更多的个人魅力，吸引了异性的注意。

所有的人都无法继续学业，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不得不参加的工作、进入社会和成家过日子的思考之中。如果共同插队，就让这种相互的依靠进一步加深，并将暂时的过渡性依赖变成了长远地一起生活。插队也让许多原本相互依靠的人转入了不同的地区。有些靠书信保持相互的交流，有些则不得不中断过去的交往而自谋出路了。

现实总是让许多美好被腰斩了。而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因而就不得不默默承受被别人决定着的命运，至少要在这种日益恶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早期的中学教育中有大量的男女分校制。尤其是北京西城区的一些重点学校大多是男女分校的，如男四中、男八中、男三十五中、女三中、女八中、师大女附中等。因此这些学校中没有同学间成双成对的现象，这只会发生在机关内、大院内、大串联时的社会交往之间。

我第一封给女孩子的信就是写给大院中的青梅竹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内的同一个楼门内，只是在不同的楼层。双方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每到年假日，双方的家庭之间都有往来。如春节父母会在不同的家庭中打麻将，孩子们则会在不同的家庭中玩耍，也会共同在屋顶的阳台上唱歌、扔包、跳房子。

小学我们同在一个康乐里小学，虽然不是同一个班，但也会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中学时我家搬到了四合院，双方的接触少了，但和大院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相互知道各自的情况。“文革”时则各自在不同的学校和圈子里活动，这种联系就更少了。

我们插队的时间各有先后，但同样都到了陕北的革命圣地。我插队的村在安塞与延安之间的山沟沟里，而她则是在名义上处于赛江南的南泥湾。两人的母亲都在盘锦的干校中，于是希望我们能用信件互通双方插队的情况，相互支持和鼓励。

在山沟沟这个信息闭塞的地方，确实需要了解外部的信息，而通信则是获取消息的重要来源。同学们会将各自从各方收集的信息当成饭后重要的话题。那时的我们几乎还都没有要立足于农村的想法。虽然不知道会在农村生活多少年，什么时候能离开，但至少都知道这种“再教育”的过程不应是一生，也不甘心将这一辈子都扔在山沟沟中，因此既没有成家立业的念头也没有相亲相爱的启蒙。

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画上朵花都显得多余。精神上的支撑仍然是伟大光荣的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那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人们如何会对毛泽东思想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

尽管“文革”中“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文革领导小组”人员变换、革命老干部被打倒等让年轻的一代开始对“文革”中的政策、行为表示怀疑，但却从来没有人会怀疑毛的正确。也同样可以用各种理由来解释毛的错误，内心中却绝不会对毛的神坛地位表示任何怀疑，毛的革命思想仍是年轻一代人的学习榜样。

正是由于从生到长的过程中接受的都是毛的主义(除了毛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可参考内容)，也只知道中国有个毛主义，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敌对和错误的。因此那时同学之间的信件中都还是充满斗志昂扬的情绪，如何面对艰苦条件、如何渡过难关、如何面对生活与劳累的磨炼、如何从做人开始树立起伟大理想等成为讨论的主题。

而毛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则成为一种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随。通信中更多的语言不是传递爱情，而是相互的鼓励，以防止倒下。

这种通信需要几个月才有一个来回，但慢慢地却成了一种惦记。直到我当了兵，这种通信仍在继续。后来她有幸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了西安交大。遗憾的是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把她当成一个女人而不是院里的玩伴时，她已有了心上人。毕业后他们双双回到了北京工作并很快组成了家庭。今天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两人之间也从未在语言文字中谈到过爱，甚至连谈情的基础都还没有形成，但她却是第一个与我保持了数年通信的女孩。

也许是太贫困的原因，在延安时，山沟沟里的许多男子都打了一辈子的光棍，能找到对象并娶媳妇的大多是家境情况较好的。沟里的姑娘则只要有可能就会嫁到一个沟外的好地方、好人家中。能与我们一同下地干活的年轻姑娘中，只有一个地主儿子的童养媳，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同龄的女青年了。连配对安排的女十中的同学们也被我们这群男校出来的秃小子们撵到了更深的沟沟里去了。女人“小芳”似乎与我们无缘。

到巴彦的知青点后，几十个男女人数相当的同学中，确实有过一些在谈恋爱。有几对至今仍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儿女满堂。但与当地人相爱的却没有听说。或许是我们的圈子中大多是“黑帮”子女，相互之间臭味相投，而与外界格格不入，因此少了许多趣闻吧。

一年左右的插队生活，虽然时间不长，却是我从学生进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离开父母、家庭独立生活并承担责任的一个阶段。我从中尝到了什么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什么是挺起腰杆做人，尤其是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虽然缺少了“小芳”的插曲，却不失为人生中一幅精彩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