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金：中国的繁荣需要限制官员自由裁量权

文|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J. Boskin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薄熙来的庭审发生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工作；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正在减速，此前这一模式掩盖了腐败和国家过度干预的宏观经济成本。随着来自其它低成本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进入了增长较低时期，这一伤害也将变得日益明显和具有破坏性。

研究表明，强力推行产权和稳定、可预计的税收和监管制度，是长期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改革的关键，也是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府”——即合理法律约束下的公平治理，而不是一小撮人的禁脔。事实上，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话也响应了亚当·斯密：“……资源应该通过价格和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员配置。”

中国的高层说，打击腐败是当务之急，一定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权力交接的平稳和摆脱经济困境。事实上，如果中国想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那样，摆脱阻挠了无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中产阶级陷阱”，打击腐败具有根本重要性。

中国未来的繁荣，需要限制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国有企业的权力和补贴，通过司法改革，强化法治精神。但这些改革都意味着文化和激励的变革。一些官员利用可观的自由裁量权发放执照和许可、签订合同，从中中饱私囊。薄熙来之妻所积累的财富，凸显出关系深厚者所能获得的机会。许多中国人对此已习以为常，并据此行动。

平心而论，寻租和唯亲腐败在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普遍，资源富裕国或中央计划经济体，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普遍。

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反腐思想先例，1990年代，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我和其他人的建议下，重组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地方机构，采取了类似于美联储的地区银行制度。1970年代末的香港也是腐败横行。这带来了独立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专门从事对公私腐败的调查和起诉。香港通过大赦、提薪和要求官员披露财务状况，有效地抑制了腐败、改善了政府。

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应研究这些先例。真正独立的司法需要时间才能建立，但部分法官可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官员任命和支薪，并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类似地，与香港地区一样，中国内地可以实施大赦（罪大恶极除外），但需以财务披露和对“来源不明的财产”课以罚款为条件，从而解决历史包袱。接着可以将法官和政府官员的薪酬，提高到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从而降低继续腐败的激励——特别是当官员必须定期上交财务披露报告、隐瞒信息将受到惩罚时。

我们希望，当前普通中国人要求公开惩治腐败的愿望是一个预兆，将促使新领导人采取更加有力的反腐改革。在美国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立司法、政府官员财务披露和其它独立机构是限制和预防——尽管不能完全消除——腐败的关键。中国需要以远比某些政治既得利益精英感到舒服的速度，吸取这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