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企业家为他们经历的年代而激动

《中国合伙人》讲的是大陆草根的创业故事，你对这个阶层其实并不了解，剧本究竟在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陈可辛：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拍一个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的企业家的故事，而且要拍得比较好看，但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不到故事，找不到能变为电影的戏剧性的东西。毕竟商界的事儿对普通观众来讲太复杂了，上市、商战是老百姓看不懂的。韩三平来得正是时候。

除了想拍企业家，我更想拍这几十年（的历史），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最有趣的时候，很多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以后再怎么变化也不会比这二三十年有趣。我的电影一向都会反映一个时间跨度，以前人说没有发展十年的故事拍不了电影。有跨度可以写物是人非，可以写出时代感和怀旧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能写成长。成长意味着改变，事物的发展往往会改变人的初衷和个性，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我们回不去了。这也是我拍戏最喜欢的东西，这部戏充满了这种东西。虽然我没有在北京生活过，但成长的情怀在哪里都一样。

我在美国工作过，对美国有爱有恨，剧本讲的是一个为去美国的人教英语的故事，充满喜感，这就非常吸引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这来自于个人的经历、基因等等。我生长在华侨家庭，我这一辈往上两三代人都去了远方，我后来是一个香港人，香港不是一个让人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我们本来就是走来走去的，漂泊感是我与生俱来的，所以剧本里呈现的漂泊感我很容易感受到。

从《双城故事》到《风尘三侠》，最后到《投名状》，我一路都只拍与男人之间的情义有关的故事。男人的情义总是通过帮会义气、江湖侠客的方式来体现，但这其实只与小部分人有关，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男人间的情义很多时候其实跟女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分别，有很多男人的情义其实不是那么阳刚的。朋友之间有时也闹矛盾，但不是谁在其中耍阴谋，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而已，尤其是朋友在一起创业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矛盾，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次我真的想写朋友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有时只是好人做了坏事，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情义是永远都还在的。

你的编剧林爱华说过，你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但这部片子的结局与你大多数作品都不太一样，比较快乐、光明，为什么？

陈可辛：观众还是喜欢选择快乐结局的，导演不能完全说是被动的，但主动跟被动之间总是存在妥协，有点纠结，永远都是这样。导演没有个人的追求拍不好电影，但你也得明白观众追求什么，观众一定是喜欢feel-good movie（令人愉悦的电影），很舒服，很开心，这在美国已经被证明了几十年。现实生活可能并不是那么温暖，feel-good movie纯粹是程式化的，但是呈现的要自然，故事里没有很大的阴暗面观众是不会相信的，你自己也不会相信。所以我觉得好的商业电影应该是两面都具备，应该给观众他希望得到的一种心理治疗，但要是这个治疗过程没有经过非常多的困难，甚至是一些难以面对的阴暗面，观众就会觉得假，觉得你根本是骗我的。人一定要认自己的缺点，否则就很假，假就没有说服力。但是你在承认自己的缺点之后还能创造一个好的结局，观众就会买账。观众会想，我自己也有缺点，我的缺点跟主角的缺点很像，他有好的结局，我也会有好的结局。为什么主旋律电影都不成功，因为它从头到尾都讲好的方面。要达到主旋律希望达到的效果，必须不能用主旋律的方法去拍。

这个片名似乎不是很吸引人。

陈可辛：最早片名就叫“中国合伙人”，这个名字有一个商业的概念，而且还带点讽刺，很多名词在前面加“中国”两个字就很讽刺，让人感觉你在强调中国特色。永远说中国特色，好像中国总是能找到很多借口，很多事情做错了也没关系。网上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戏题材很好，就是名字不好。因为在中国，“中国”两个字意味着主旋律。我之所以把它叫“中国合伙人”，本来的意思是“拆伙人”，等于是说中国人其实是非常难合伙的，朋友之间更难合伙，因为我们是理性跟感性分不清楚的。所以这个片名本身有一个反讽的意思。

这毕竟是我（在内地）做的第一部现实题材电影。我也一路担心，提醒自己不能太主观，因为我毕竟不是本地人，所以我就必须得多听一点意见。其实我们原来琢磨的名字里面我最喜欢“中国先生”，我觉得大气。“先生”就是老师。海外的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会明白“中国先生”的含义是什么，这等于说中国受尊重了，中国像是先生了。这个戏英文名字就叫“American dream in China”。做美国梦不是崇拜美国，美国梦不是属于美国的，在哪里都可以做，它指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公平致富的机会。恰恰是这几十年来，美国人已经做不了美国梦了，因为美国饱和了，它的社会已经定下来了，这反倒给了发展中国家做美国梦的机会，现在每天都做成美国梦的地方是中国。

以前中国人太把近代100多年的国运当包袱了，很多时候人家未必歧视我们，但是我们都特别敏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弱，人家都在歧视我们。“中国先生”希望让中国人找到点抬起头来的感觉。

但之前已经有人登记了这个电影名字，而且人家已经拍完了戏，我们宣传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后来才发现名字重了，所以必须得改回别的名字。想了一大堆名字，再想就没完没了了，最后就用回了先前的名字。

但是这个故事里的美国还是显得充满歧视，并不像现在企业家理解的美国，他们普遍会认为美国是一个相对讲规则的国家。

陈可辛：戏里面有一些对白因为片长原因剪了，那些对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中国人永远觉得被歧视，其实歧视很多时候不是针对中国人的，美国人就是财大气粗，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刚刚完全相反。

我刚才没讲到，其中一个使得我最想拍这个戏的原因是徐小平的剧本使我产生同感。比如，他讲到了签证的事。要到美国去，我们面对的第一个美国人就是签证官。我也曾经早上5点去签证，我去签证的时候也知道那天是我最重要的一天，好像我一辈子的命运就在签证官手上。中国人签证失败率是最高的，因为我们是最没有自信的民族。100多年来的历史使得我们没有自信，而且父母从小会教我们中国人要讲中庸之道，什么都要让，我们的自信从小就被压了下来。中国人以前把自己的小孩叫犬子，把妻子叫贱内，跟美国人完全相反。徐小平办过签证咨询班，这是最牛的，他教你怎样面对签证官，教你怎样才能有自信，他根本就是向中国人教美国的价值观。当一个从文化到政治封闭了那么多年的国家在80年代突然开放了，应该怎样面对世界？签证官如果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徐小平教你的回答是：因为在美国读书环境最好，去了美国就不回来了，美国工资比中国高。后来我为什么要回来？按徐小平的话说，因为未来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当然我学完了要回中国来赚钱。

中国企业家现在讲的话，其实都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了美国的价值观，这其实是中国现在成功的王道。

按你的这个说法，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类型片。在这种情况下，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是什么？

陈可辛：以前真没有这个类型，所以我们在营销和发行上是非常困难的。观众习惯了你给他一个类型片，这样他可以比较，知道你想讲什么，他是否感兴趣。但是，你看了这部片子后会觉得它是有类型的，这就是怀旧，情感的东西谁看都会感动。

因为它不够类型化，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场试映，也做了很多问卷调查，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部片子老板也是我，导演也是我，我做试映和问卷调查不是为了对付人，而是想得到对这部片子比较真实的意见反馈。我们试映了四场，都不是找业内人士来看，而是找不认识的、真正喜欢看电影的、一个月起码看两部以上电影的观众。这四个厅坐的是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有75前的，我们觉得应该是最核心的观众，有75到80的，有80到85的，还有一场是85后的。四场我都进去看了，其实反应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发现观众把这部片子当喜剧去看。它确实是喜剧，但不是《泰囧》那样的喜剧。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看完后，填的调查问卷显示，89%的人都是非常喜欢的，感觉普通与不喜欢的只有2%－3%，这就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有商界人士看过这部片子吗？他们的反馈是什么？他们跟你的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吗？

陈可辛：很多商界人士看过，他们都特别激动。当然他们不只是因为这部片子写的是商业而激动，他们也为自己经历的年代而激动，这就是他们的年代。他们的视角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说到底是因为情怀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人。看到初恋，看到朋友打架都能唤起当年的回忆。最震撼我的是一位在试映场里看片的女士，她也是一个创业者，也去过美国，回来后也是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她没有讲太多自己的故事，但她哭了，她说这个戏多好，他们（几个合伙人）还能做朋友，我连朋友都没有了，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以前合伙开公司的好朋友。

从你内心来讲，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解读中国内地的商业生态是否必然存在隔膜？

陈可辛：我没有完全拍商业世界，我只是借了一个商业世界的背景拍友情、拍成长。我不敢肯定，我真的是要拍特别专业的商业世界的话，观众会看得懂吗？如果我自己都看不懂，就别说观众能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了。观众看拍与企业家有关的电影，也是为了看他这个人，还是一个传记片，而不是看他怎样去收购公司。别人拍美国总统也不是拍政治，而是拍传记。

【延伸阅读】亚布力论坛上陈可辛与企业家的对谈

场景镜头

成冬青与王阳在新梦想赚到了第一笔钱，成冬青将钱分了一半给王阳。王阳拿着钱，嘴里大喊着：“有钱啰。”一兴起，将钱撒向天上，那个简陋的办公间里满是钞票在飞舞。

冯仑：中国人即使是突然有钱，表达的方式也挺含蓄的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描述他第一次挣了一笔钱的时候。那时候日子很穷，突然挣了一笔钱，他跟太太在家里把门上了杠子顶住，两个人坐在床上数钱。数了一晚上，那时候钱不是一百一百的，都是十块的，他跟老婆两个人数，老怕数错。他跟我说，那个时候真快乐。

陈可辛：存在文化差异，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镜头

我出身也不怎么富裕，但毕竟在香港，不至于完全没钱，所以很难理解他们怎么会扔钱。剧本就这么写了。年轻人都说：我干过这种事。结果也拍了。预告片里剪了一个镜头进去，给中影看的时候，对方说这个很好，再加两秒，这个镜头肯定是最能卖的一个镜头。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