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告诉你为什么在北京做皮包公司做不起来

关于企业的创新，我不是教授，不能讲一整套理论，所以只能讲一些故事。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制度是自由企业制度，产权制度，要素流动这些方面还有要改进的地方。

五六年以前，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在北京的CBD喝咖啡，突然发现这里好多楼都是我们盖的。于是开始数，一数发现北京的CBD居然有一半以上都是“海南人”盖的——盖这些楼的都是当时海南的皮包公司。北京的CBD，堂堂国家首都最繁华的地方，怎么是一些海南的皮包公司折腾起来的?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制度。

当年不能轻易创办公司，在北京做皮包公司是做不起来的，只有在海南才做得起来。于是10万多人下海南。当时没地方住，一开始一个人一张床，接着只能两个人一张床，后来直接就是男女混住。当时最多有3万多家皮包公司。海南政府觉得太多太乱了，想把一些公司赶走。那些人死都不走，有人开了一个“死都不回头”饺子馆，还有人开了“决不离开”餐厅。这就是自由的魅力。最后这些皮包公司中有一些发展了起来，就盖了大半个北京的CBD。这就是自由地创办企业的力量。

大陆写歌词、稿费非常便宜，一首就是几十块钱。大陆流行音乐的演唱会台湾歌手占了三分之二，《我是歌手》台湾歌手也是大头。知识产权在台湾叫做智慧财产。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差，就不能激发创作，也就不能帮助文化转化为资本。

把作家放在房子里就变成文化产业?(笑)自由才是文化最大的源泉。你刚想写点东西，就想着会有人找你喝咖啡，那还写个啥呢?我们只是在古人里、戏说里，让你写的才给你写。这样怎么能有吸引力呢?在台湾呢，骂总统变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自由是创作繁荣的根本。这些东西很多人都讲过，关键是这些太重要了。我们做房地产，搞点创新，计划把一个楼从方的楼变成圆的楼，领导嘟囔了一句“怎么是圆的呢”，于是底下规划局就不批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有创新的激情吗?

企业要创新，从外部、市场、制度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自由的企业制度，保护智慧财产的制度……接下来创新就是自然的事情。

以上是外部的部分，接下来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部分。

一个原因是成长。(企业)增加规模的时候，在战略上要有一个大的决定。以房地产来说，过去十几年，说的和做的有点差异。房地产是个巨大的产业，十个字，三个部分，“住宅(调控主要就是住宅，关键是增量)，房地产(涵盖住宅但不限于)，不动产金融(更大，把房地产加在一起金融化，加上一个乘数)”。房地产就是用合理的成本制造客户需要的空间。这三部分，你决定做哪部分?王石说，我们做住宅。万通说，我们做房地产。金融保险公司说，我们做不动产金融。

另外还有价值链。下中上游，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站着不如坐着挣钱，坐着不如躺着让人挣钱。坐着比如说吃饭，躺着有美容、医院、殡仪馆。站着为什么不挣钱，他们可以看了以后去网上买。

房地产行业好不好?非常好。住宅好不好?调控中。万科做住宅产业化，像流水线、标准化的做法，让一个项目的周期减少三分之一以上。高楼经常是不赚钱的，为什么不赚钱呢?工期太长。于是远大将所有的东西都在工厂里造好，到时地基建好了，直接搬过去组装。这样100米的楼，15天交付。中国目前工厂化(住宅)，大概15%，万科35%，日本70%，远大90%。行业里头，只要外在条件具备，内部创新活力非常巨大。

我们也有个创新。比如怎样让工业企业变成轻资产公司?目前工业企业主要是重资产，厂房需要很多的固定投入，但他们又享受不到土地增值的好处。每年各种损耗，成本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和TCL商量，买入返租，我买下你的厂房，再放租给你。原来一个车间可能用1000平米，反正也不嫌大，现在听说要交租金，跟业绩挂钩，直接说我们只要500平米。创新的方式最后是皆大欢喜。这个创新没人教，自己就会做。

企业家有时还会有使命的冲动。企业家的使命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比如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教授问：你怎么能想到这么多东西?马云：我是为了活下去才做这些事。所有的事都是被逼的。但是得有使命，使命一旦确定，就有了责任，有了责任就得克服困难。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我们要做立体城市，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做?因为城市让人非常不舒服，十几年前说“别挤别挤，再挤就贴墙上了”，现在地铁里“别挤别挤，再挤就怀孕了。”还存在两个空心化：传统城市空心化，新区空心化，资源利用太少。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别让城市横着长，竖着长行不行?我们全世界去跑去看，这是可能的。100年前，曼哈顿没地了，都被黑心房地产占了，最高能住的就三层。金融危机后，钢结构，电梯加玻璃，使得摩登时代开始了。今天又出现问题了，一平方公里到底能睡多少人。北京大概3000人，新加坡7000人，南非贫民窟100万人，香港1200公里土地用了30%，装了600万人。所以我们测算，城市可以装8万人一平方公里，只要规划得好。比如新加坡，那么密集的地方，但到处都是绿地。接地气也就是个说法?就跟上火，一不舒服就上火了?

所以，

当企业成长的时候可能会创新。

当企业有使命感的时候也会创新。

当企业有危机的时候也会创新。

整个创新机制中，这是内在的体制优势。

从国企来说，创新的优势确实比较少。他们有很多资源，但更多的是用在资源分配方向的，减少风险。过日子的人都去了上海，折腾的人都留在了北京。这就是北京人能在雾霾里快乐的原因：北京相当于四个城市——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硅谷。北京市管的是中央的事，对民间不太管。所以IT的发财梦，贫困地区的致富梦，到北京去要钱的梦，贪官消灾梦，清官的升官梦……各种各样的梦在北京的时候，创新就很多。

一百年以前主要的创新来自于大公司，最近50年以来的创新更多的是小公司。资讯不能再被垄断。微信到现在这么火，但是用QQ的人去运作微信，还是用新的人去做?结构是用新的人。马云说，互联网是一个新动物，要去消灭旧动物。传统行业是既得利益者，你线上卖一块钱，可能线下就少卖一块钱，所以它做线上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和决心。但互联网公司就没这个顾忌了，可以横冲直撞。移动互联网又是一个新的动物，它是要去消灭互联网的。

一个企业的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微创新：在原有体系内做一些体验性的创新，原来的体系可以做的比较好。但是完全新的东西很难做。

所以立体城市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不考核，可以做错事，花错钱，用错人，但是得干活。成熟的体系都有考核。上市了拿募集的钱，是扩大规模的，不是拿来给你冒险的。

企业内在的创新非常重要，一部分靠微创新，另外一部分要弄一个独立的部分去创新。你要创新，首先要内心自由，同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尤其要和上市公司分开。

创新是不能靠正步走的。

(这是i黑马根据冯仑2013年4月20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