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热情执着 来寻找安放心灵的殿堂
2013年05月14日 14:00
来源:凤凰网山东整理
张承志(1948年-),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在北京出生,回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早年的文风如铁,慷慨硬朗,充满了大漠荒原气息,90年代以后,其人宗教情感增重,文字开始变的诡秘起来,甚至有些偏激。作
张承志(1948年-),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在北京出生,回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早年的文风如铁,慷慨硬朗,充满了大漠荒原气息,90年代以后,其人宗教情感增重,文字开始变的诡秘起来,甚至有些偏激。作品多涉及宗教等,引起争议。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已出版著作30余种。
张承志
在张承志先生的小说中,多半体现的是民族文化悠扬的历史,读起来缓慢而优美。但他的散文却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风格,愤世嫉俗,而且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对诸多国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典型的忧患意识。
在张承志的散文中,作家对中国当今所处的社会形态抱有很大的遗憾与批判,特别是对当今中国人奉行的"犬儒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作家说:"失败的大陆像一艘下沉的巨轮,我是它还给卑鄙海洋的一个漩涡,尽管我不能成为桅杆上的旗。"过多的深思熟虑,使作家越来越忧愁.每每心烦意乱,他总会想起多年前被流放到草原当知青的那段时光.苦难而珍贵。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对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张承志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大肆进行夸赞,张承志甚至直言:“我的根在西亚的阿拉伯” 自称“不属于中华民族” 。草原,已然成为他所有记忆里最深的源头,里面藏着他对草原人民深深的热爱。
同样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张承志最欣赏的作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旗帜鲁迅。对先生的尊敬也溢于言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经历,使作家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较深的理解。他说,这个国家有岛国特有的封闭意识。很多人都曾选择到这个国家留学,但终究还是离它而去。听说,日本人里有一个叫永三郎的大学教授,因不满日本教科书里扭曲对侵略中国事实的掩盖,20年来一直和日本教育社打官司,却终以败诉告终。彻底揭示了日本法律的薄弱。张承志在一次日本之旅时,恭敬的向这位因官司而瘦得可怜的老人献上了一盆万年青,以使他相信在中国是有人对他心怀感激的。
在所有人类的陋习中,作家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歧视。这是孤立和毁灭一个人的致命伤口。不管是在文革还是当今,中国还是外国,作家都对这种场面进行了多次的描写。对这种性格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他同时又无奈的指出;在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在歧视别人,就是被别人歧视,所以,骨子里的张承志,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张承志是一个热情、固执、追求极至的人,仿佛是一个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游子。幼年丧父的经历使他潜意识里就有一种寻觅强壮雄健精神支撑的意识。马丽蓉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里把张承志的人生轨迹分为:崇拜他人(追随世俗权威)、寄情他物(投入自然山水怀抱)、寻找自我(寻溯母族宗教)、解读人性(融入民族文化)四个阶段。在崇拜世俗权威的少年激情消散后,他找到了蒙古草原及自然山水作为精神栖居地,如他自己所说:“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由此开始了他第一个阶段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黑骏马》、《金牧场》、《北方的河》等。《黑骏马》讲述了草原母亲“奶奶”以及“索米娅”两代女人一生操劳的命运与坚忍的生活,吟咏了母亲、生命,也揭示了草原生活的本质:“在由生命维系着的生存环境里,草原女人本能的母性意识常常压抑、甚至屏弃着一切正常的女性意愿。她们常常以无私、宽柔的胸襟消纳一切,自然也包括爱情了。草原特有的风水制就的自然法规,谁也无法违背。也许正因为女性的操劳与牺牲,生命载体的草原常被视为母亲了”。走出草原后的张承志把自己投入了祖国山河的怀抱。在《北方的河》中,他把黄河看作具有伟岸精神品格的父亲,主人公扑向黄河、征服黄河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作者寻求精神庇护和情感认同心理的外在投射。“自然体现了它的价值暗示,它以独特的品格和魅力无言地折服了那个桀骜不驯的征服者,并让他那颗满怀激情、热望、理想、追求的心灵在自然的怀抱里获得宁静和谐的生命启示。可以说,自然是张承志在浮躁不宁的精神状态下找到的暂时最佳的心灵栖止的归宿”。
接下来,张承志顺着自己的民族血缘以及母族文化根系,终于找到了安放心灵的殿堂。其创作也相应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回归母族宗教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以及《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从‘说不清的’《残月》到‘较说得清的’《西省暗杀考》再到‘完全说得清的’《心灵史》”,显示了他对母族文化由寻觅而认识最终皈依的心理轨迹。可以说《心灵史》的出现,完成了他文化意义上的认祖归宗。《心灵史》被认为“具有浓郁的史诗品格”,是“挖掘这种宗教的信仰者们的心灵史、人格史”。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高度肯定了《心灵史》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心灵史》放在出现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之后并且延续至今的某种整体文化格局考察,便不难掂出它的份量。张承志是在后理想主义时代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场’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时代更加沉稳地守住‘立场’的信徒……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象《心灵史》那样为理想为信仰笑骂歌哭,那么我至少要在文学终极的内在含义上规定文学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
后《心灵史》阶段的说法是张承志本人在1993年提出的:“在我的所谓‘后《心灵史》’阶段,我盼我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清洁的精神•后记》)。1991年写完《心灵史》之后,他停止了小说创作,致力于文学散文及学术随笔的写作。在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思考了许多重大的文化命题,如时代、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正义、人道、美等,并把母族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放在异文化的参照背景下,来关注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创作有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一册山河》、《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等。他一直不懈地追求一种内清外洁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追求实现“人性之大美”,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面独特的旗帜,获得了主流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张承志具有浓郁回族风格的作品,乃是回族奉献给中国汉语文坛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从他的一些作品来看,张承志观察世界、体味人生的角度、方法乃至思维方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视野更开阔了,价值追求更人性化更普世化了,方法更多样了,态度变平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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