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来祥：美是和谐 崇高亦从和谐而来

周先生留下丰富的美学遗产。先生的“和谐说”美学自成体系，并形成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新的流派。“和谐说”的最大优长是对古代美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刻阐释。然而就像任何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一样，“和谐说”并非完美无缺，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和汲取他美学思想的精华。美学界同仁大都知道周先生熟悉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美学，实际上，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和功底十分深厚，这是他的“和谐说”尤其适应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先生曾跟冯沅君先生专门研究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又做过萧涤非先生的学术助手和教学接班人。萧先生要求研究文学史应从读诗人、作家的全集和注释译解入手，还要背熟平仄格律。为讲授隋唐文学史，除了美学和历史学的准备，先生按顺序逐个通读了从隋代薛道衡至晚唐杜荀鹤等近30位诗人的文集。这个功夫我想和我同辈的美学同仁乃至下一辈的美学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下过。

然而“和谐说”却不能解说古代美学之后的历史进程。与先生不同的是，美学的现代历史是我美学研究的重点。先生看重和谐，尤偏古代艺术，我更强调崇高，关注美学思维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是师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体现了两代人对美的不同的感受和理解。1984年秋冬，在先生主持的美学原理讨论课上，我提出确认崇高作为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的问题，读书期间一直关注崇高范畴的更新问题;1992年出版《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其中强调崇高从和谐的突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2008年为先生祝寿撰写《崇高的历史提升与更新》，第三次论述崇高问题。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的参照，作为一个催化新生的母体，古代和谐在有效地解说古代艺术的同时，还为中国美学走向未来提供了一个起点和启示。为此，我更看重“和谐说”本身所包含超越自我的否定因素，特别强调“主客二分”对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意义。在崇高美理想的引领下，在审美特性的制约下，以现象化再现的方式开发古代和谐无法包容的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以抽象化表现的方式开掘古代和谐无法进入的无限深邃的心理世界，这是美学和艺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可称之为和谐与崇高的历史转换;但崇高从和谐而来，它同样也是周来祥先生的美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