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院士欲退休遭反对：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

官员参选院士问题

近年来，候选院士中官员比例一直很高。据媒体报道，2009年，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超过85%是现任官员，这使得官员院士候选人成为备受关注的群体。但怎么界定官员，也有争议。

梳理官员院士候选人的履历，不难发现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行政级别在厅级以上，掌握一定科研资源，曾经执掌重大工程。而这些特征，在其参评院士时又变成一股助推的力量。

“个别官员参评院士，很难看出其技术成果是来自平台、资源，还是真正的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学部常委会主任雷志栋感到担忧。

有评论认为，用资源笼络院士，用权力换赞成票，已成为官员参评院士最大的弊端，成为院士制度改革无法绕开的话题。

但是，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两院院士中，受访者对官员参选院士的看法并不一致。

王宇认为：“你如果是官员，就不必当院士。”在他看来，参评院士首要条件是“科学家”，而目前，学术界的人巴不得去当官，当官的人又要戴一顶学术的帽子。

陈佳洱也说，院士们在选院士时不能看官员这个牌子，得看实实在在的科学贡献。“官员做得再好，在科学前沿如果没有卓越贡献，也不应该评选上”。

沈国舫则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官员不能当院士，“最主要看他是不是专家，是不是有成就”。

何祚庥也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评价官员参评院士，关键是看官员的学术成果、对工程的贡献以及成果到底是真是假。“有的官员对推动科技决策起了很大作用，实际工作中对调兵遣将发挥了巨大作用，对这类的决策贡献，大家都是评价很高的。”

何祚庥的判断，是基于目前官员在重大工程中扮演的角色。目前科技体制之下，官员对科技项目的决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秦伯益说：“有些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出来的，关键在于领导者。因为有些工程需要很多人合作，但总体的思路由主要领导决定，因此这些领导的贡献也很大。”

事实上，在院士候选人的序列之中，除了行政官员，校长、院长等“学官”也成为有参评冲动的一群人。在已当选的院士中，不少院士也是校长或者院长出身。

在目前的科研体系中，校长、院长往往在科研项目中挂帅第一负责人并“堆砌”成果，但是，校长、院长又往往不太可能有时间做科研。

沈国舫告诉记者，工程院对这类院长、校长参评院士很警惕。“他是不是真的在干，他的成绩是不是以他为主做出来的，我们特别重视。对于包装院士，拿别人的东西凑在一块取得成绩的，这种我们要加以识别。”

他举例，中国工程院曾经有位候选人取得的奖项很多。但是，工程院院士们讨论时认为，那名候选人在奖项中自己的贡献太少，都是别人的贡献为主。“这就有包装的嫌疑，靠着某种权力成为代表人物，成绩看起来很大，我们就没有通过。”

沈国舫还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校长是院士，以显示学校的权威性。在王宇看来，学、官挂钩，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院士是院士，科学家是科学家，行政领导是行政领导，“学要跟官挂钩，官要跟学挂钩，我觉得没有必要。”

院士遴选制度需要变革

“两年一次，太密，我觉得太密。”王宇不断重复道。

被王宇认为“太密”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年一次遴选院士的频率。在王宇看来，一年繁忙的增选过后，似乎还没过多久，下一年的增选又开始了。

公开报道中，一些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但在另一部分院士看来，以两年为界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增选频率的问题，中国工程院曾进行过一次内部调研。

秦伯益对这项调研有所耳闻。他告诉记者，调研主题大致是，什么样的增选频率、数量才能够保证现有院士人数基本稳定。

调研的最终结果是：两年一次，一次不超过60个。这正是中科院、工程院如今规定的增选频率与数量。

“实际上，2013年工程院增选院士只通过了50个，中科院以往最少的一次才通过29个。”秦伯益说，由于院士年龄增长，目前非资深院士的数量正逐年下降。他所在的工程院医药卫生部药学组，非资深院士数量就越来越少。“原来最多是20多个，到明年只有11个了，要再少，就不成为一个机构了。”

“他们是有经过数学计算的，选多少会有什么结果，候选人通过三分之一会有什么结果，通过三分之二会有什么结果，等等。”秦伯益说。

陈佳洱同样持类似观点。“院士需要年轻化。”他说，院士群体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何祚庥还认为，如果增选间隔时间太长，比如5年选一次，那样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需要确定院士的最高数量。”

对于王宇而言，提醒他下一个院士增选年到来的，是接踵而来的公关活动。虽然负面消息不止一次被曝光在公众面前，两院也出台了严格规定，但是，公关院士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在受访的多名院士看来，治理难点在于，公关与正常的活动、自荐、人际往来、合作的界限并不容易厘清。

2007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第一次参选院士，这也是王宇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官员候选人的“公关艺术”。张曙光彼时邀请了数十名院士赴青岛参观四方厂，“他在造势，但给人的感觉是他确实搞得相当好，你也无话可说。”

王宇发现，张曙光从来没有说“你们要选我当院士”，他是以现场作学术报告的形式让院士去了解他，“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嘛？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不一定能上去，有权力的人造势就能上去了。”

何祚庥接触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关”—让人家了解，“这个我不反对”。原来，院士并非可以对每位候选人了如指掌，难免有候选人前来介绍情况。“我对候选人、对他从事的科学也不了解。比如，我研究物理学，对数学根本听不懂，听完以后还要我们投票，我们怎么投？”

秦伯益也说：“公关也有正面的意义。本来各做各的，谁都不认识谁，候选人提前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可以，这对院士了解自己将要去评审的一个人有好处。”

但正是这种了解过程，让周世宁感到有些“为难”、“不好办”。他打了一个比方，候选人去一位老院士家里拜访，希望听一听指导意见。那么，这时带不带东西？如果一点都不带，有的人会觉得这样很好，但有的人会觉得：即使你去朋友家，也不会这样吧？

“这个杠杠很难弄。”周世宁说，如果有的候选人邀请院士去其单位作学术报告，院士从中获取报酬，这也并非有错。

有些院士能自觉“避嫌”。一次，一位省级领导找到沈国舫，称“探望探望你”。沈国舫最终婉拒了：“这个时候不合适”。

在何祚庥看来，他可以接受某些形式的公关，但是如果对方做得太过分就不行了，“要有个度，没有人敢到我面前明目张胆地公关，公关了，我还会到院士大会上讲。但有的院士不会这么做。”

陈佳洱也称，如果发现有一些走关系的问题，自然就会在会上或会下被提出来。

周世宁同样表示，现在没有候选人敢直接拉票，因为投诉得很厉害。“贪污腐败的问题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权力有没有得到控制。”

在秦伯益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没有哪个参选院士不公关的地步，不想公关的人也只能被绑架着去公关。“而且，公关确实是在选不选上的问题上，起了蛮大作用，这个比例谁也说不出来。”

在秦伯益认为，这些日益花样繁多的公关，折射出了候选人对学术名利的急切态度。相较之下，普通公民会更淡然一些，有可能登临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候选人反而不能免俗。

在“公关院士”的指责之下，一些研究者认为，中科院、工程院应该把增选院士的资料公开，以方便社会监督。

方舟子说，在现今科研环境下，院士增选材料非常有必要公开。他曾读到一位候选人的参选材料，发现里面有好多都是吹牛，“他说自己如何如何世界领先”。

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公开，对候选人无疑将起到约束作用。但是，公开院士增选资料的更大难题，可能来自王宇的担忧。

“这些资料，各行各业只有同行的人才懂，你公布出来也没人看得懂。”王宇认为，同行评议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在中科院里面，一个行业同行的差不多七八人，只有那几人有发言权。

在这个小圈子中，很容易有师生、单位等有倾向性的东西掺杂其中。有人会使劲把自己的人往上拉，而指责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行。“拉也要有自己的根据，这个东西没法打压，真正说公正，以学会来评议，这个是最公平的”。王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