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生自杀身亡 称自己死父母才能轻松

杨媛房间里的书桌上还堆着复习资料，只是添了她的遗像

遗书

再有半个小时，杨媛就要揭开她人生中第二次高考的悬念了。6月22日晚上9点半，这个家在四川崇州一个小村庄的复读生，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

这时，杨媛接到在西藏拉萨打工的父亲杨富强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嘱咐她，明天中午去吃朋友生娃娃的酒席。杨媛连声应着，“一定会去”。接着，她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说：“晚上10点出分数。分数一出来，马上打电话跟你汇报。”

杨富强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把手机搁在胸口，等待着和女儿约定的这个电话。

10点钟过了，他的手机毫无动静。两个小时后，铃声响起，他急忙按下接听键，却听到妻子胡群芳在电话里哭着说：“媛媛自杀了。”

此刻，他们的女儿躺在崇州市的一家医院里，生命体征已经消失。在距离医院3公里左右的家中，杨媛房间里一张堆着复习资料的书桌上，摆着她今年的高考准考证、一把刀刃上沾着血迹的水果刀，还有一封她用红笔写下的信。

20岁的杨媛留给父母的最后几句话是：“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她的床边放着一个金色的手机。在这个有些按键已经掉漆的手机里，躺着她之前一直等待的短信。短信里写着，她今年高考的总分数454分，四川省高考理科本科第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460分。

杨媛看完短信后，关掉了手机，似乎永远也不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高考成绩。

“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高考前两天，6月5日晚上9点过，杨媛和好朋友王碧云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粥”。 她跟王碧云说：“这次复读一年，知识更牢固，高考更有信心了。”

在杨媛的友情世界里，王碧云是最贴心的“姐妹”之一。她俩曾是高中同班同学，去年一起参加高考，而且都考过了专科线。此后，她们原本同步的人生轨道开始分叉，王碧云上了成都的一所专科院校，但是杨媛“不甘心上专科”，留在崇州复读。

崇州距离成都不过25公里。这个人口将近65万的县城，今年有3163人参加高考。根据崇州市往年的高考成绩来看，这里超过一半的考生能考进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在成都市8个远郊区县(市)里，排在中游。

高考进入倒计时了，两个女生似乎达成默契，她们很快绕过考试的话题，开心地聊起了“八卦”，还约好考完后一起“出去耍”。电话里响起杨媛平日里最有特色的银铃一般清亮的笑声。

高考前夜，同往常一样，晚上11点左右，杨媛上床准备休息。她和室友李慧蓉聊了会儿天儿，语气平静地说：“今年高考，我不像去年那么慌了。”

除了暴雨带来点小麻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高考的第一天，早晨7点20分，离第一科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40分钟，杨媛已经守在考点外面，手上紧捏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她的文具、准考证以及一本《必备古诗文》。

她和李慧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打发着开考前这段紧张的时间。铃声一响起，她就要和全国将近900万考生走进各自的考场里。

两天的考试结束后，胡群芳见到女儿，是6月8日晚上6点半左右。杨媛背着一个灰色的双肩包，骑自行车从平日里住读的学校回到家里。

胡群芳琢磨着女儿脸上的表情，似乎没有找到不同寻常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考得啥子样?”

杨媛笑着对母亲说：“分数出来了才晓得。”

看到女儿脸上的笑容，胡群芳忐忑不安的心落了下来。

几乎没有人太担心杨媛，因为这个爱笑的女孩一直活泼开朗，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即使是在复读这一年，她也“本性难移”。

杨媛的身高超过1.65米，长得结实，而且说话嗓门大，有时笑起来会忘记是在公共场合。同学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还有人称呼她“杨蛋”，因为她“粗犷”的形象，看上去就像“菜市场卖蛋的大妈”。

对于这个浓眉毛、皮肤白皙的女孩来说，这些绰号与“淑女”毫不沾边儿。但是，杨媛从没有流露出半点不高兴，而且“照单全收”。在她给朋友写的信中，落款的地方，清秀的字迹写着“杨蛋”。

周围不少同龄人都喜欢杨媛豪爽大方的性格。她爱唱歌，经常坐在教室里哼哼。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怂恿她上讲台去唱。她没有半点扭捏，迈着大步子走上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她一直视为“成名曲”的《小酒窝》。下面的人乐成一片，她也很开心。

她给很多朋友留下的印象，是那种“给点阳光就会努力灿烂”的人。她喜欢别人表扬她，有时会不停跟朋友念叨她收获的赞美。她经常洗完澡后，对着教室的窗玻璃，拨弄一头又黑又浓密的头发，还会“自恋”地问别人：“你看，我这个发型美不?”

偶尔，杨媛和朋友们聊天儿时，正说得开心，会突然蹦出一句：“表面看我很乐观，其实我也蛮脆弱的。”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认为是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又在开玩笑。

即便是第二次经历高考，杨媛的不少同学都认为，“积极乐观的她肯定能挺过去”。一个和她要好的男同学说：“没有人会担心杨媛，反而是她担心别人。”

在“高四”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媛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要面对考试，大考小考，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面对就业，我们要考，考各种证件。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请以‘考’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她写道：“漫漫人生路中上，我们的一生仿佛与‘考’有着不解之缘。虽然，有时我们会有点儿憎恶它，但风雨过后，回望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或许会感谢它，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去克服困难。‘考’，没有刻度，却可以称量世间任何一个灵魂。”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回报他们

高考后，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做服务员。

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好好耍一下”，她却说“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

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打完这份暑假工，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

3年前，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但为此，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

从2000年开始，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他是一个水电工，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这个身高1.7米的农民工，体重还不到100斤，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

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以及一点点地还债，补家里的“大窟窿”。

杨媛还有一个弟弟，没考上高中，读了一年的职高，就放弃念书了。去年，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去西藏打工。

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

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唯一一次离开崇州，还是2008年的时候，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

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以及在表哥下班后，和他拉了几句家常。

就在几年前，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父亲是瓦工，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杨富强记得，“早些年，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不过，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有两人考上了大学，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工作后没多久，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

有时，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

杨媛不多说话，乖巧地回答：“爸爸，我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