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让父母四处求工作?不拼爹才能青春飞扬

眼下，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临近，几乎每天都会有亲戚、朋友、同学找到我，话题只有一个：想办法帮他们今年毕业的儿女找一份工作。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生。

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全国将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本月中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到访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表达出决策层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称，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空前挑战”。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前两天与妻子谈起那些托我找工作的父母们，她将问题归咎于如今父母们的溺爱和独生子女们的无能。20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一家知名大报工作，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我父母甚至到现在都未进过这家报社，也不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不过，我倒认为，父母的大包大揽和孩子的娇气无能，可能的确是眼下这种就业靠“拼关系”的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一篇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涉及的话题，文章称，“80后”一代青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本该朝气蓬勃的他们现在却变得暮气沉沉。不管该文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提出的现象值得深思。

从“大学生就业难”到“年轻人凡事拼爹”，再到“‘80后’一代暮气沉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苦努力（可能还有一些运气）来寻求上升的机会之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时，我们过来人不由得感叹：多年前我们毕业时，读书成绩比较优秀的、稍微有点出息的，有谁愿意去当公务员或进国企？时代真的变了！

按理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长期高增长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时代，中国反而出现近来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尖锐问题。

其实，用“阶层固化”来概括目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多少是有些不准确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能“富起来”成为“万元户”，几乎没有太大可能。相反，在今天的社会，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所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又不需要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便可坐享巨大收益。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益格局的固化。

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分额却越来越少。

为什么务实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由于利益格局的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自己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但在今天，另辟蹊径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我们有关社会公平的梦想遭遇阻力，也让一代年轻人焦虑不安，甚至暮气沉沉。

让很多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一代”，不该如此务实求稳，甚至未老先衰。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社会也应该为他们的创新、冒险、努力提供制度保障，尽可能保证上升渠道的畅通，打破逐渐固化的利益格局。（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