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我没把自己当知识分子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东方IC/图）

俞敏洪的中国梦：用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充满梦想

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就意味着发展停滞。

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对民办教育合理性的怀疑， 是很落后的事情”

中国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民办教育消灭掉带来的巨大问题。

南方周末：你办新东方最原始的动因是什么？新东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俞敏洪：1989年以后，北大规定不允许老师随便出去代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我出去上托福、GRE课和北大自己办的同类型短期培训班产生了严重冲突。北大培训班的生源数量和收入都明显减少。那时候，北大办培训班的部分收入，在月底会作为老师的奖金发放，那就意味着全体英语系老师的月奖金也会随之减少。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到了1991年夏天，我从北大出来，租了一个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的办学执照，和他们进行分成。我把总收入的25%给他们，从1991年到1993年就是用这种方式办学。

后来我就去北京海淀区教委申请办学执照。申请执照有两条要求：第一是主管单位同意，当时我的主管单位还是北大，当然不会同意；第二是要有副教授职称。这两条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来和教育局的领导慢慢混熟了，他们说北大的讲师应该也算。再后来，我个人的关系转到了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刚好教委一个女办事员上过我的课，她偷偷地帮我盖了个章，我就正式开始办学了。

因为之前我上课的学校叫东方大学，起新名字的时候想留下东方这两个字。碰巧有个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朋友办了个新北高公司，受他启发我就叫新东方，没有任何别的含义。

南方周末：你当初做出国考试培训，是完全把它当做商业公司来做的吗？

俞敏洪：国家当时的界定很模糊，你要是把它当做一个生意呢，它就是一个生意，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学校呢，它就是一个学校。但是资产归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有规定，你要是把学校关了，学校剩余资产跟你没关系，教育局可以拿走。我就是把新东方当做一个赚钱的培训学校来做。

一直到2002年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时，还在区分教育培训机构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直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背后的原因是部门利益博弈。最近国务院要求大量减少审批程序，就是因为每个部门审批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可以管你。民办教育到今天为止，还是一笔糊涂账，是新东方带头把它变成了商业运作模式。其实国家可以把学历教育当做非营利教育，把培训教育当做营利教育。

南方周末：民办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公办教育满足不了需求？

俞敏洪：对民办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的怀疑，是很落后的事情。中国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民办教育消灭掉带来的巨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非常厉害，现在所有最优秀的中学在解放前几乎都是私立中学，很多优秀的大学也是私立的。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就意味着发展停滞。

设想下，现在中国如果有几百所大学是私立大学，最优秀的大学可以跟北大清华比肩，有几百所私立中学，可以跟当地最优秀的公立高中比，你想中国教育是个什么样的现状？私立教育不需要国家的钱，国家省出来的经费可以往需要的地方挪。教育其实可以很省钱，还能发展得很好，互相竞争，互相不服输。最后的结果就是私立教育变成精英教育，公立教育变成普及教育，就像美国那样。

美国州立大学承担了美国老百姓的普及教育任务，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就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通过基金会的管理方式，私立大学照样可以给贫困学生奖金。我觉得中国教育最缺的就是私立教育，现在中国的培训教育很发达，这是私立教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培训教育是一种商业化的教育模式，全世界都有，一般不会作为教育主流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