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买《大江大海1949》改编权

原标题：陈可辛：惦八十年代买《大江大海1949》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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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最初拍《中国合伙人》，并不是想拍一个企业或者兄弟情，而是觉得这个题材刚好可以承载这30年的变化。 (蒋彬/图)

电影导演陈可辛说他不久前做了一个梦，梦里回到1980年代，见到那时候的同学朋友。他逐个给他们讲什么是手机、智能手机，什么是电脑和互联网。有一些朋友让他在梦里不知怎样开口，因为从“未来”回去的陈可辛知道，这个朋友已经去世，那对甜蜜的小恋人结了婚生了孩子又离了婚。

“很多事情你永远想不到，但是到最后这些线索永远会走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命运。”陈可辛在南方周末“中国梦”演讲台上说。

陈可辛差一点就来不了“中国梦”了，他一直在发烧，后来他的决定是：只要出入境检疫能通过，就一定来。

因为这是南方周末创刊30年的“中国梦”特别版，也是他进入电影圈30年。

“北上”的最初，他就想拍1980年代，拍改革开放后的故事。直觉告诉他，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肯定最有故事。筹备《中国合伙人》时，他向多名内地民营企业家了解当年往事，包括王石。聊出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在《中国合伙人》那个电影里确实是放不下，”陈可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真正拍到1980年代，我觉得会比1990年代更有趣。”

阿灿、表叔、自由行

南方周末： 1980年代是个很吸引人的题材，你有多具体的想法?

陈可辛： 其实十几年来一直都想拍，有点像《公民凯恩》，就是更宏大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审批会很难过，因为那里面的很多东西，很多问题都很难讲的。就算过审，可能也过得不好看。后来就想到可能拍IT行业，也许没有那么多禁忌，也没有那么多阴暗面。但是找不到好的题材，才碰上新东方。

南方周末： 你对内地1980年代的兴趣是怎么来的呢?

陈可辛： 一个社会突然的改变，肯定是最多故事的。每个社会突然的改变，都是有最多可拍性的。

南方周末： 1983年你从美国回到香港，那时候香港对内地的看法是什么样?

陈可辛： 以前我们是不需要带身份证出门的。1980年开始，警察随时在街上看你的身份证。其实从1949年之后，香港的人口暴增，基本上都是内地来的。我妈妈也是华侨，也是北京的，1950年代来香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游泳过来。所以香港本来没分什么是内地人，什么是香港人。

1980年代的时候，确实太多人了，然后开始管理，要拿身份证。那个时候电视剧里有些形象叫“阿灿”，“灿”是在广东用得很多的名字，其实以前我们叫“阿灿”，指的是南方来的内地人。到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北方人了，有些是官二代，也开始有了“表叔”这个词。都是内地来的，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文化、阶层，什么都不一样。到现在，就是“自由行”。

南方周末：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来到内地?

陈可辛： 1993年，我其实已经来得很晚了，以前连深圳、广州都没去过。曾志伟当时常常来，他说来看看吧，这里变化很大。我刚刚做导演，拍完第二部戏《风尘三侠》。我想看看我喜欢的故事类型，有没有机会在内地发生。

我先飞到了哈尔滨。然后跟曾志伟去了北京、上海。三个地方待了十来天。当时还找岸西写了一个剧本，写得非常好。当然现在来看，已经完全过时了。是说一个香港人去内地，要找一个老婆结婚。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就觉得爱情是浪漫的，婚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婚姻是应该看基因的。所以去北方，去找最好的基因，要结婚。结果就是有一段爱情故事。还有一段是老年人，美国华侨，回去碰到年轻时候的故事。就是这两对，结果没拍成。

南方周末： 你拍《甜蜜蜜》，是讲两个内地人到香港去打工，他们的相遇。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写了这两个人物?

陈可辛： 之前写那个既然拍不成，我想就算我拍个香港片，有没有可能跟内地拉上一点关系。因为我一向都知道最终的事业目的地，肯定是内地，华语电影肯定是内地的。我以前跟很多朋友都讲过。我后来去美国，或者做泛亚洲电影，都是为了避免在不对的时候回来拍戏。

因为当时听了很多很乱的(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方式，也听了很多不能理解的审批的问题。也有以讹传讹的，传出来觉得非常荒谬。所以就觉得不想拿着那个热情，一进来就给打垮了。应该保留热情，在对的时间才回来。我也不拍古装片。当时回来最早的一批，像徐克他们，拍古装片都需要地方，需要景，需要人。这些都是我的电影不需要的，所以我没有他们那么急迫。

别选你明知不行的题材

南方周末： 你说为了拍《中国合伙人》，还跟王石聊了很多次，都聊什么呢?

陈可辛： 给他看剧本，看他觉得有没有不靠谱的地方。其实最后得到的并没有直接用在那部电影。更重要的是跟他聊一些1980年代的事情。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早晚要拍1980年代。

我听很多他创业时候的事，包括万科的开始，包括很多资本市场的概念。一个两袖清风的CEO，公司股份他都不要，哪有那么清高的?那么他讲，在1980年代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时候，给管理阶层股份，大家不敢要的，怕担责任。要是能有一天把这些东西拉出来一个故事拍，就非常有趣。

南方周末： 你在内地拍成的第一部戏是《如果·爱》，之前有过别的尝试吗?

陈可辛： 其实更早有一部戏，审批过不了，到今天都过不了，一直等待。哈金的《等待》。剧本是芦苇写第一稿，张艾嘉写第二稿。我在2000年已经做过很多的资料，还花了不少钱建了组，结果审批不过，所以没拍。

我看了很多书，还去东北到处看，因为故事发生在东北。《等待》是从1960年代讲到1980年代初。男主角的身份是军人。

南方周末： 这么多年来，电影作为一种言论、表达，你觉得它的影响力，它的开放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陈可辛： 我一向都是这样说，你拍商业电影，其实第一个审查的就是投资方。内地有特殊的制度跟情况，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制度改变，我还是愿意把审查机构看成一个顾问，而不是一个对手。老实讲投资方也是一样，到最后其实说了算的还是票房。投资方也是看票房，他就觉得好莱坞电影难道不也是非黑即白吗，其实这跟主旋律是很像的。

小心还是得小心，但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它太过妨碍我的创作。我的电影政治的基因不多。当然除了《等待》，我还买了《大江大海1949》，却根本连剧本都没写。《等待》是我完全不知道原来那个叫麻烦，到《大江大海1949》时，我是任性地买了，因为我喜欢书，也跟龙应台聊得很好。但我没启动，我知道启动也没用。我还是跟我的同行说，别选一些你明知道不行的题材，在里面去剪，那出来不如不拍。我不拍《大江大海》，我还可以拍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