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我对人性很悲观

杨丽萍

原标题：杨丽萍：我对人性很悲观

出生在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记忆为她的人生启幕，“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经历10年文革，她遍览人性之恶，“我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也是一样的”“我对人性很悲观，我很警惕”；40年舞蹈生涯，她自称守望之人，“小时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她说，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对我没意义。记者独家对话舞者杨丽萍，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记者：您出生的时候（1958年）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对于那个时期还有什么印象？

杨丽萍：那个时候都吃不饱，自留地都被没收了，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自己的自留地都不能去。大锅饭，大家都拿一个碗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婶婶妈妈她们在地里劳动的时候都偷懒，因为不是自己的地了，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田埂边上奶孩子，绣花。印象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上山摘蘑菇，摘野花，白色的杜鹃花是可以吃的。

记者：记忆中第一次跳舞是什么情形？

杨丽萍：在村子里，比如插秧节，丰收了，其实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因为劳动太辛苦了，大家就一起围着篝火跳。

记者：您是怎么进到西双版纳歌舞团？

杨丽萍：他们来选。一个团需要有各种民族，要丰富，他们要找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来培训。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到了1980年就被中央民族歌舞团选到北京去了。

从1986年开始我就清楚自己不会给人伴舞

记者：您被选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1986年，您的舞蹈《雀之灵》在全国获得大奖，但是此前为了参赛您遇到很多阻挠和困难，从卖手表制服装，到最后连报名都报不上，重重关卡，一般人会放弃，但您为什么坚持参赛？

杨丽萍：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才一百多块钱，初赛的时候你得做个录像带送过去。那时候还没有DVD，要自己去制作；服装也要自己去制作；你的音乐，也要去自己找人写。

我觉得每一个舞者，或者歌手，或者演员，他们最初都会有一个验证自己在他的艺术门类里面的一个认可。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是一个认定。认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应该走的过程。

记者：我看您之前的一些资料，比如说1971年被选入版纳歌舞团，1980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1986年凭《雀之灵》一举成名，1889年登上春晚，从此蜚声国内，2000年您重回云南。但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却很少听您提及。

杨丽萍：1986年左右自己搞创作，因为一个舞蹈家不可能从小就会创作，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我8岁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要一直积累，在西双版纳整整生活了10年左右，然后走出村寨，体验生活。我是白族人，小时候就已经在生活里找到了一种舞蹈的特质，为什么要舞蹈？是生命需要，我的生活里面存在这种感觉。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舞蹈家，觉得舞蹈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其实特别内在，因为好像唱歌跳舞都是有出处的，比如佤族人甩头发，他一定是崇拜火，于是就找一种形象，然后用一种艺术的表达来完成他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些情感的抒发。

这个角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恰恰是因为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特别准的舞蹈的本源。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比起很多舞者其实没什么，不是技巧的问题。它身上散发出的舞蹈的本质和本源让人心动。

所以我没有放弃在西双版纳生活的这10年，我也特别认真地去感受，去学习。在村子里，别人登山我就跟着去，谁家里老人死了大家也会去送葬。但是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十几种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习俗和舞蹈，跟他们同吃同住，我觉得乐趣无比。

很多这种东西都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中央民族歌舞团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少数民族门类里的最高团体。到那之后慢慢的，视野打开了，看到了世界的东西。之前哪知道有杰克逊，也不知道德国的那些摇滚或者现代舞那些新的东西。你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就会找到自己。1986年开始我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不会跟着人伴舞或学习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然后就特别专注地找自己的属性，找自己的艺术风格舞蹈风格，然后自己给自己编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