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房租房贷压力大 面临文凭贬值

革自己的命

3月16日，原国土部部长徐绍史以国家发改委主任的新身份正式亮相。长期从事国土工作的徐绍史，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胆改革。如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便是第一个硬骨头，而如何啃好这块硬骨头，自然彰显新任主任壮士断腕的决心。革自己的命，简政放权对发改委无疑是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中编办对此充满期待，要求发改委在简政放权上，放的要彻底，加强的必须要加强，不能拖泥带水。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自2001年启动这项改革以来，先后分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近七成。这也就是说，剩下的30%留给了徐绍史。

不难想象，放权有多难。

至今，发改委有审批权限的部门仍然不少，除基础产业司外，投资司、经济运行调节局、高技术司、外资司、经贸司等，均保留有对项目、价格等方面的管理权。去掉过多、过繁且不透明的行政审批，不断减少审批总项目，留下的便是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

这些导致发改委长期具有“重微观轻宏观，重审批轻规划，重发展轻改革”的特点，带有强烈的微观管理职能，而外界对发改委“权力比较集中”的议论概莫源于此。

经济发展不是审批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放出狠话，发改委不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

因此，行政审批权减少或下放，从体制机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也就是说，审批权改革应扩大到更大范围，特别是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

“四万亿”纠偏

“上北京，可以不去王府井、天安门，但38号非来不可”。38号是哪里？这里正是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的国家发改委办公地所在。

同样的12月，却有着不一样的温度。2011年12月20日，“要钱跑项目”的各路人马齐聚发改委，成为那个冬天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大幅下滑，创下了2003年以来的新低。

攘外必先安内。

追溯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扑面而至，凶猛又可怕，中国也难置身事外。随着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开始显山露水。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是负4个百分点。为了抑制经济过快回落，中央推出四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

不过，过去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暂时稳定了国内经济，但危机却被延后，而且变本加厉。好在这届政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两个“盘活存量”的表态，显然是对“四万亿”政策的纠偏，前一次是“刺激”，动增量，这一次是“紧缩”，动存量。

两个一起动，威力更大。从现在汇率的升值和利率的居高不下看，其根本就是要保护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的底线。

如今，政府的首位目标已经不是增长，而是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才能实现。这个表态表明了这届政府的执政思路：政府只做最需要政府去做的事，其他的交给市场去做。

改革进行时

中国渴望市场化改革，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无法再倚重粗放式的投入，亟须审视政府与市场边界，为经济发展减负减压，而真正的改革会导致未来经济的弱增长，这需要度量。

问题是，政府怎么转型。

“减少审批。”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今年3月的回应如雷贯耳。他认为，“要想推动整个社会，或者是企业的转型升级，首先需要政府的转型升级。”据他调查，企业依法走完审批流程，最短时间需要310天，“按照这个干，市场早就没了。”

因此，过去的改革始终备受争议。用张维迎的话说，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新的变化随之而来。自今年以来，拜访发改委的地方官员减少了，更多的去拜访财政部、国土部及央企。

中国的改革，有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要看发改委这个部门本身改革的变化。中国渴望市场化改革，但如果不首先解决泡沫经济的问题，改革就显得苍白无力。

历次改革，发改委都是大家议论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管投资，它的审批事项多如牛毛，通俗的话就是权力比较集中。

因此说，加大发改委转变职能的改革迫在眉睫。在发改委“三定”中，它的第一部分“职能转变”比任何一个部门的要求都多。今年职能转变推出的十项职能当中，相当一批都和发改委有关系，第一条就是投资项目。管得过多、过细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发改委也有加强完善职能的这个任务。比如规划、经济的预测、改革，这些都是给发改委提出的非常现实和紧迫的任务，而审批只是问题之一。

放权是改革，加强也是改革，发改委便是如此。尤其是中国13亿人口，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开始动真格的了，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最有效的手段，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健康没水分地去发展，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