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把做公益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公益调研

曾尝试帮艾滋病孩子走进学生圈

濮存昕不算是一个懂得迎合媒体的人，有时候答非所问，讲着讲着，他干脆话题一转，向记者普及起艾滋病知识。讲起自己调研艾滋病的经历，濮存昕眼神忧郁，比如讲“听升旗”的艾滋病孩子，他沉默了好几秒。

新京报：一个演员当讲师，不去调研，别人凭什么信你？

濮存昕：对啊，我老接受采访，老到大学、政府部门演讲，说了半天，得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样别人才信你。

2003年，我去山西艾滋病家庭生活一天，将生活细节通过媒体拍下来。我拿人家的毛巾擦手，没什么问题；一起开开心心吃饺子，没问题。这种细节向全国播出，比我说多少遍都管用。

新京报：你还参加了此前从未参与的活动。

濮存昕：你必须做点实际的工作。比如同性恋群体，他们有化装舞会，俱乐部什么的，特别是男男同性，你就要去给他讲安全套知识。

新京报：作为明星，参加同性聚会，或传播与性有关的信息，不担心闹风波？

濮存昕：还真闹出一个风波来。所谓风波就是网上传出来——“濮存昕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也就是我女儿在美国读书，都20几岁了，也交朋友了，她出国时，我就给她行李箱里放安全套。万一需要用的时候，这个是可以保护她的。于是网上就传出“濮存昕鼓励孩子婚前性行为”的说法，这个风波其实是一场争论，很多人支持很多人反对。

其实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防艾知识的传播，对安全套的推广、使用，对青年人认识它，有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过去有没有想过自己和性、安全套、同性恋等发生联系？

濮存昕：没有，从来没有，公益活动是个起因。另外，我从2001年开始，连续十多年，每年都献血，也就成了无偿献血的义务宣传员。

新京报：为什么要这样每年都献血？

濮存昕：血液问题就是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献血来宣传。

新京报：在宣传防艾中，未成年人是怎么认识艾滋病的？

濮存昕：你要到大街讲，你要讲性，讲安全套是个脱敏的教育，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羞涩，这个事情是关系到人的健康，关系到青春期的安全、关系到生存和生命。

新京报：有的孩子是否谈性色变？包括学校的校长、老师。

濮存昕：我们讲的知识传播，我戴的是安全套领带，下面孩子们一看都笑了，因为少见多怪。其实多见就不怪了。

新京报：在做关于艾滋病方面宣传中，你十多年的努力有没有发生可喜变化？

濮存昕：最大的变化是知晓率，社会知晓率大幅度提高。并把它当作公开话题进入教程，但也有一些让我纠结的地方。

新京报：纠结？

濮存昕：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现象没有根本改变。艾滋病患者现在还要隐瞒身份，隐姓埋名，他们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仍受歧视，他们不得不被辞职，不得不从社区搬走。

现在还有相当比例不知道是艾滋病的感染者，即使知道了也不敢面对，因为歧视压力太大。所以怎么才能把社会歧视给转变呢，这需要社会环境的变化，需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获得知识，尊重艾滋病人。

新京报：你期望社会如何对待艾滋病人？

濮存昕：我已经苦口婆心地说了十来年，也在做一些具体项目，如艾滋病孤儿夏令营、世界艾滋病烛光日、反歧视日，等等，通过活动的形式普及知识。

我期望社会对待艾滋病，像是对待生活中的感冒一样平常，不要谈“艾”色变。

新京报：这需要时间。

濮存昕：对，得慢慢来。

新京报：你有什么办法？

濮存昕：我也没办法。我专门跑到某地调研，该地某学校不接受一个立志求学的艾滋病孩子，但这学校有一个好心肠的老师，他愿意教育这个孩子，于是自己备课自己教。这孩子在传达室旁边的小院里一个人上课，升国旗时学校那边响着国歌，孩子这边站着“听升旗”。

怎么让这孩子进学生圈，我去做这个工作，可是我走了，还是照旧。

公益体会

做公益后，发现戏越演越好

说起女儿，濮存昕眼睛一亮，眉宇上挑，后仰的身体稍稍前挺坐直，他说女儿做公益是她自己的选择，女儿开心，他也开心……他说感谢公益帮他理解生活，了解社会。

新京报：接下来还会长期致力于预防艾滋病的宣传？

濮存昕：对，我们能做就做，做一点是一点。

新京报：真正做公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濮存昕：一定要说概念就是从艾滋病宣传员开始的，其实在之前也做过不少事儿。

新京报：参与这个公益项目后，对自己有帮助吗？

濮存昕：对，这对我演戏很有帮助，我发现我演戏越演越好，比如顾长卫导演的《最爱》中，我扮演的是“血头”角色，没有切身体验，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见识了我们真正的国家、真正的社会、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个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单位这么几个狭小空间。

原来我有很长的时间只在城市里，十多年来慢慢参加公益活动，我发现这使得我的整个空间感很大。

新京报：做公益给你提供了很多素材？

濮存昕：公益帮我理解生活，你懂得生活，你在舞台上有影响观众的能力，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演戏，自我陶醉，而是切身体验，获取营养，这种能力是在参加完公益活动后才增长起来的。

新京报：2001年，你成立了公益基金，为什么没成立基金会？

濮存昕：别，我就害怕往大了做，我们是小爱不是大爱。我把基金放在青基会，然后由他们来管理、审批，这样多好，我平常还是要演出。

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不当演员了？”我说，我当然要当，我要当演员才能够做公益，我演不好了，公益也做不好。

新京报：你的女儿濮方也投入到公益事业之中？

濮存昕：是啊。四年前我女儿回国，她本科学的市场营销，研究生学新媒体，学历背景不很系统，我建议她去跨国公司之类企业，在大系统里锻炼。她最开始就去一个大公司做纪录片，但不喜欢，说“我刷完卡坐在那里，觉得时间太浪费了”，后来就想做文化公司。

她做文化公司更热衷于公益领域，就跟公益机构合作做项目，如艾滋病红丝带协会、儿基会等。她能学到很多东西，做得也都很开心，人家都挺喜欢她。这不，从2011年至今，女儿选择了“让孩子笑起来”公益项目，做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