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深化改革 提高宏观投资效率

原标题：张茉楠：深化改革 提高宏观投资效率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这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实现平衡，依旧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新的重大挑战。

经济回升动力

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

2013年中国经济波澜不惊，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 6月份“钱荒”，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划出“下限”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企稳回升反弹至7.8%，创下6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工业、外贸也同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占中国经济规模达40%的工业的反弹对经济产出的整体反弹起着重要作用；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5%，1~9月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

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投资驱动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根据统计局数据，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2%，较上年同期放缓0.3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4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4.2%，增幅同比加快11.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19.7%，增幅同比加快4.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仅增长18.5%，增幅同比放缓5个百分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

但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分过大，在带动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反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延续到了2013年的前三个季度。近25%的增速已经是自2010年来的最高值。西部地区投资率继续创新高。统计数据表明，投资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贵州，两省均达到了135%。其余投资增长超过100%的省份中，除了辽宁，如西藏、宁夏、陕西等均为西部省份。与制造业投资不同，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复波动特征。

投资增速与边际产出

明显背离

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产出弹性逐年下降，已由2002年的4.1降至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单位投资所带来的单位GDP增量下滑，资金周转大幅度放缓增加了融资需求，但现金流创造能力却大幅度下降，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

此外，民生证券研究院根据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测算的债务弹性系数（总债务增量/GDP 增量），自2009年之后明显抬升。2012年债务弹性系数是3.2，这意味着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3.2个单位的债务扩张，债务驱动型增长特征明显。

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双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这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实体部门利润增速下滑，偿债能力下降导致企业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风险加大。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增强宏观投资效率

中国资本产出效率下降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因此，未来5年，中国需要以大力提高中国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改革：

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

三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四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按照国企功能性分类，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民间投资更多进入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