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打破供给约束是改革关键

因此，必须改变“三驾马车”的分析思路框架，而要放眼于长期供给的分析新框架，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一味扩张需求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而是更多表现出负债水平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40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发力。而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投资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但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确立有别于以往的宏观治理框架。从现在看来，过度关注宏观需求，不仅加剧了经济波动，带来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

因此，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应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